来源：（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

智慧是哲学的“专利”吗？有不属于“哲学”的智慧吗？这样的疑问，乃在于人们对属于哲学的智慧有一种下意识的固有判断，这表现为哲学的语言和文体形式，也在其所用的概念。我们却认为，现实教科书中的，甚至学术著作中的哲学把相当多的智慧筛掉了，只留下枯燥的教条。具体说，哲学筛掉了“智慧的形状”。
哲学概念好比一个“点”。依照逻辑推论，各种这样的“点”相互替代、连接，从而形成一条线。哲学史就是这样一条不中断的线。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史是同一的，所以，哲学家们总要追溯源头，直到古希腊哲人的“爱智”。换句话说，哲学史在哲学上行使明显的镇压职能，哲学的俄狄浦斯：只要你没读过这个或那个，没读过关于这个的那个和关于那个的这个，你就不敢以你的名义讲话（参见德勒兹，2000年，第6页）。这样的观“点”亦是一个观念或立场，西方哲学的智慧是观念的智慧；
哲学史只是告诉我们这些“点”是什么，于是，我们只看重它的结论。但是，更重要的却是智慧“如何”：就此而言，与其说智慧凝聚为一个点，走垂直的方向，不如说智慧为一个又一个断面，沿着横的方向，更像一个“树突”的形状，有一条条岔路，引导我们到非正常的精神状态。
智慧中的岔路，每条路都通向一个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不做选择呢？如果把判断束之高阁呢？这不仅是胡塞尔的智慧，也可以在老庄中寻到它的踪迹：老子描绘智慧的形状像似玄、暗、虚、渊、谷、门、水、柔、无为、静、曲，像似一个女人的心理（害羞）和生理特征（生命之门）；庄子言大智之人形同槁木，心如死灰，隐而不露也。又有如不动声色的庖丁解牛，他所见的并不是眼前的牛，而是不可见的牛的穴窍或空隙。我把它比作牛的命脉，像一条条网络交错的“线”，难以测定的“流”。刀顺着它走，连牛的筋骨都不碰，牛便轰然解体了，而牛刀用了19年还是崭新的。这自然是极高的智慧，却不是（西方）哲学的智慧，后者是智慧中的另一半，我们姑且称为“光明”或“赤露”，像老子书中名、实、有、盈、锐、光、刚、有为、直等等。于是，什么也没有隐藏，也就没有留下智慧周旋的余地。
庖丁解牛的智慧为隐或迂回，与光明赤裸直线型的智慧绝不相同。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lien）称迂回的智慧为哲学的另一面：没有观念的智慧（于连，1998年，第6页）。在这里，他甚至忽视老庄与孔子之间的差别，因为孔子也说：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篇）——没有占先的观念、先定的必然；不要固执己见，不要一个特殊的我，这与老庄轻视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境界交相于隐，一种被西方哲学抹去痕迹的智慧：这智慧没有野心，宁泊平淡，却导致智慧的另一种可能性。无理性观念之形，对哲学不啻为精神的冒险。不可名状的精神乃哲学思维之剩余、形不成所指的混浊、一片废墟。黑格尔曾把中国精神视为“前哲学”状态，德里达称中国传统中无哲学，但这些，却并非一定是贬义的。
在“智慧”问题上，我并不赞成把中国与西方截然二分。智慧就是智慧，无所谓东方与西方。这里的差别只表现在思考习惯的差别。从这个角度看，于连的态度并不全面：中国智慧并非无观念或概念的，西方智慧亦非全是观念概念的，这里中西智慧呈交错状。如果我们以下谈到两者的差别，只在其思考习惯不同之意义上，并非说其一定永远如此。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这样的差别，而是智慧本身的形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超越这形状。如果以下用一定的篇幅讨论中国古代智慧，那是因为它曾经是智慧形状本身的一部分，而由于（西方）哲学史行使的镇压职能，这“形状”被我们视而不见。
于是，我们不得不从中西不同的思考习惯入手，归结为智慧形状本身。何为“智慧形状”，首先为隐与显之状。在这里，中西思考习惯呈极复杂的情形：我们切不可一般地说中国古代智慧为“隐”，西方智慧为“显”。事实上，隐与显的情形在双方同时存在着。在这里，我们更重视中国智慧“隐”中的“显”和西方智慧中“显”中的“隐”：
中国古代智慧是非常讲究形状的，而这形状在西方人眼里是神秘的。中国没有西方一神论的宗教传统，智慧的这些形状就是中国的“宗教”：卦象、以八卦开头的就有八卦图、八卦阵、八卦拳……又有以太极开头的太极图、太极拳……功夫；又有风水、卜、方术；又有甲骨文，“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文心雕龙，原道第一）。观辞、象才可得义。卦与象形文字都是看得见而又神秘的道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仓颉造字，天地惊，鬼神泣。所有这些，皆智慧之形状，为“诡”，或字谜、遁词。中国文“性好隐语……尤巧辞述……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文心雕龙，谐隐第十五）显非本意，乃隐之显，所以为诡，有如兵事，乃诡道也。于是，智慧不独守空，它有看得着的迹象。又现为中国的书画，象在其中，味在其外。倘若去其身体具象，留其影子，还剩下什么呢？或可答曰：道道。卦象、功夫、太极拳、象形文字及其书法……就是这样的轨迹（诡计？），德勒兹所谓线的连接、偏移、滑脱、断裂、散逸（德勒兹，2000年，第7页）。这是智慧之“流”：说话流、笔迹留、身体流，以流对流——这是横向性，犹如书写象形文字的过程：笔划四处泄露，像似条条岔路，妄想的线。这“线”或“流”抵制俄狄浦斯式的精神分析，不可归结为一个统一的点，因为它把看似互不相干的因素对接一起：道道可以异形为字、卦象、画、拳迹……如此等等。这有如“精神分裂”：其智慧形状像德勒兹说的“根状茎”，老树根——没有中心，心神不定，老是走神。
西方智慧的习惯恰恰相反，是从显到隐：所谓本体论，其实为实在论，立足于真，或曰科学。在艺术上则为裸体的传统。这样的智慧要求一揽无遗，不留余地，不要遮盖，故无回味儿。“在场”（presence）的智慧是模仿或表现（re-présenter）的智慧。最高的表现就是形而上学，就像德里达说的，形而上学是一幅白色的（或不可见的）神话，它用绝对肯定或否定的概念抹平了硬币上的头像——智慧的本来形状。
以上，我们实际已经尝试划出智慧的形状，就是那些鬼神莫测的道道、线条、流，一些异形或岔路。与逻辑范畴的推演不同，中国古代依照智慧的形状（比如卦象）占卜事物，这又是抵制分析的：一望便知，可意会而难言传，无须唠叨的解释、叠加语言的皱褶（我们看到古代智慧与道道对应的是箴言，《老子》仅五千字）。范畴的推演意在说智慧的进步，智慧形状却意在智慧的变化，而变化并非进步。
象形文字画出了智慧的形状——圆滑，“圆”与“滑”都是形状，不能牢靠地沾在某一个固定的点或立场上，居中而又顺其自然。极聪明者道中庸，没有立场者可以有所有立场，引而不发，伺机而动，又没有一神论者的痛苦。圆滑乃周，为“动摇者”的智慧，其性格显现为柔或内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第十八），这“异于是”，不做判断的智慧习惯，与叠加判断（是或者非）的实在论传统大相径庭，为智慧形状的两大分支：前者老道，从“一”中引出多；后者真诚，其传统是忏悔。道中庸者的智慧状似老树根，枝条分叉，盘根错节。换句话说，不是一种语言。这样的智慧要到20世纪，特别是其后期，才为西方人渐渐重视，从文学蔓延到哲学：意识流的创作轨迹或诡计，其要害仍在“欲隐而显”，乔伊斯作品之所以难懂，在于他有意利用一字多义或同音多义，像在一幅画上有多重情景，话（画）里有话（画），其意味全靠想象；在普鲁斯特那里，有一条妄想的线，不沿时间顺序的条条岔岔。所有这些，也是欲隐而显的象，说出来，很像谵语，“精神分裂症”的语言，不走正道的“胡说”。在德勒兹那里，同样的情形被描述成一条欲望不断逃脱的线：欲望得不到表达，便有畸形的逃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出口，像极精细的牛角尖，挤压人们进入。这样的智慧形状被判定为异端、精神病，却又绝非精神分析所能解释的，因为后者只给出了一种诠释结构，而欲望的实际形状复杂得无以复加。于是，欲望不断地从它的解释者（或专制者）那里逃脱。
逃脱的线也是迂回的线，各种形式的解释学却只让这些线回到一个中心点上，即形成一个统一的观念，这样的思考习惯竟然让辩证法成为公式。这好比筛掉智慧的形状，筛去混浊，留下清晰，也留下索然无味——因为它只让我们看事物僵死的一面。“面”，也是一个哲学概念，逃逸或迂回的线不断形成一个又一个“面”，或者模样（德里达也曾经谈到“播撒”和“嫁接”）。“面”是“可视”的，有形状；“面”又是被铺开的，借助于相似、类比、隐喻：两个“模样”的连接绝无一定之规，它们之间本无路，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创造。它的诡计或轨迹是横着走，导致另一个“面”，并不沿着垂直方向寻找逻各斯，一个一定如此的目的。横截面之间的沟通（像解构，又像莱布尼茨意义上的两个单子之间的交往）是隐而不见的，全靠想象。
“面”，比如立方体的面，就是面，属于现象，不是所谓本质。把立方体展开，是一个更狭长的面，也不是本质。一个面有一个horizon（眼界），连接另一个面的眼界（不同眼界之间界限的解构，使之拓宽，这个连接处是隐蔽的），以至无穷。一个窥视另一个，自己又被他者偷看，这一切都在不察觉之中。“面”不但可以铺开，也可以打折，叠出褶子，这有些像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一代又一代学者在文本上做批注，好比不断复制同一盘录象带，千百年的批注过去，原样已面目全非。批注和horizon一样，都处在边缘，在空白处书写：接着说那些没被提到的（方）面。
智慧的过程或者形状（离智慧最近的因素）比智慧的目的或观念、立场本身（离智慧最远的因素）更重要，但哲学通常只看重后者，前者却隐蔽着、绕弯子。海德格尔晚年写《林中路》，寻找荆棘中归隐的路迹，那路是曲弯的幽径，不是阳光大道。“大路”应该是being，存在的本体论，被海氏划上了叉叉，以示决裂。海氏的前驱是赫拉克利特，正是后者说“事物喜欢躲藏起来”，那里也有智慧的原形。但它不是being的传统。
智慧的形象被哲学筛掉了，成为“剩余”。这剩余的因素在表面的文本、文字、图画、话语之外，中国智慧对此有最生动的描述，称其为“味儿”：在表面的道道之外的东西，难以表达的东西。用西方哲学概念，“味儿”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谓“事物喜欢躲藏起来”，相似于所谓“内在”——这个不可言传、难以看见的东西有它的“形状”！内在即隐，欲隐而显的智慧容貌是让人震惊的，庄子《应帝王》中的壶子让一个所谓的神巫相面，壶子的面相每次都不相同。神巫只凭壶子显露的容貌，先对壶子的弟子列子说，你师傅要死了，殊不知壶子将内在生机藏而不露；壶子稍显生机，神巫又说有救了；待到壶子显示阴阳二气调和之状，平和而不动声色，似深邃之渊，结果只演示“渊状”（虚无之态）的九分之三，神巫就吓跑了，这是“内在”流的威力：“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守阴而非阳），大白（纯洁）若辱（辱：黑色）……质真若渝（渝：无常、变化），大方无隅（隅：棱角），大器晚成，大音稀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第41章）又“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45章）所有这些，也可称为“内在的面”，为“虚”，不可听，不可视，说不出者，因为它并不对应一个世俗的形象。
“内在的面”是一个模糊的画面，与它对应，“大辩若讷”，语言的本色就是结巴的，不是笛卡尔式的清楚明白。同理，思想和画面也是“结巴”的。结巴或不连贯，因为语言、思想、画面中有太多的岔路——其中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并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岔路也是可能性，总是有剩余的可能性。
概念只是一个点，是思考的结果，但智慧的形状，或概念形成的过程却可能并不借助于概念：无概念思维，前哲学的思维，其中的智慧并不比哲学少，其中“内在的面”还呈混浊状，没有用概念的筛子过滤。不依靠概念：逍遥游、放任内在。逍遥者，行而无所恃也，甚至不借助风的力量。忘记任何前提，故无我、无功名。逍遥者，“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庄子，逍遥游）默然俗世“真”与“假”、“善”与“恶”的差别。所谓清晰，乃在于区别，或分析；所谓晦涩，乃在于混浊，无可无不可，多重镜象，有如马拉美的诗，放任不确定的内在。又像于连所言：“拯救话语的首要方式来自不确定性，不再指称什么东西，一味蔓延消遣至极端，导致放任。”（于连，1998年，第205页）结果，又是哲学意义上的结结巴巴。“结巴”的内容比好口才更丰富，因为结巴缘于想说几种语言。
“智慧话语的形状是扁平的……换句话说，它的缄默就是它的话语，这时，它放任内在性。”（于连，1998年，第206页）扁平、没有“骨气”、不坦率、圆滑。沉默比结巴更甚，因为更说不出。于是，不靠词说话，而靠模样（表情、暗示等等）说话，像上例中壶子渊状的情态。“渊”像似旋涡中的黑洞，冒不出一个清晰的意义让话语言说，而一旦能说清，支吾或结巴、暗示之类也就散去了。
如果哲学仍旧自信是热爱智慧之学，也应该包括爱智慧的形状。于是，关于“什么是哲学”就有以下新的思考：
哲学家们通常只是从事（学习、研究）哲学，而极少问哲学究竟是如何生成的？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古代智慧（特别是老庄）和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古代的与当代的智慧竟然“不谋而合”：一个说，有生于无；一个说，哲学概念来自于发明，哲学就是创造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以上反复提到的德勒兹，他在《什么是哲学》中这样说：“哲学是形成和发明的艺术，是制造概念的艺术……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也许靠形状思考，而哲学家发明和思考概念。”（德勒兹，1991年，第8页）于是，两者的区别是形状和概念的区别。概念成为哲学家的“目的”，但形成概念却是一个过程，一个充满“形状”的过程——这是德勒兹论述的重点，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哲学家之处。换句话说，没有概念，哲学（家）就无法成活，一个哲学家，就是一个概念化的人格：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或超人、弗洛伊德的俄底浦斯情结，如此等等。所谓“创造概念”，亦是创造出这样一个智慧的人格。但是，“创造”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似乎应属于前哲学状态，可这正是德勒兹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创造概念的过程也是哲学本身，“前哲学”即哲学。智慧应该习惯于在“没有概念”的黑暗中摸索：心神不定、放任自己、智慧的形状像一连串危险的高难动作。
“概念的轮廓是不规则的，是由它内在因素的数量加以说明的。这就是为什么从柏拉图到柏格森，人们总是重新发现概念似关节、切分、交叉。因为概念总是把它的成分加起来，概念是一个总和，但是一个片段的总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概念才走出思考的混浊状态。”（德勒兹，1991年，第21页）如果说概念是哲学智慧的结晶，那么德勒兹这里描绘了概念的形状：它孕育在思考的混沌状态。概念的形状和我们以上所谓智慧的形状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在不同的内在（层）面上，后者是模糊的，前者是“清晰的”。但两者又是相似的，因为概念也分叉、有岔路，也交叉，有迷惑的十字路口，在那里选择的路不啻创造，因为不走老路。
德勒兹理解的概念又不似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念：“概念述说事件，不是本质或事物。这是一个纯粹的事件……他者的事件，或者说，面孔的事件（这时面孔反过来作为概念被把握）。”（德勒兹，1991年，第26页）概念有自己的“面孔”！比如鸟的“面孔”是“飞”，这时，我们想到的不是鸟，而是飞，从而概念有了形状——这与黑格尔式的概念截然不同。“飞”有速度和轨迹，是一个过程，是它的轮廓和踪迹。创造概念不啻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在一个方向（或方面）凝聚力量和能量，成长壮大，删增自己的成分，以至终于凝结为一个点，这就是概念。至于另一个方向的概念是什么，是否与其相符，是无关紧要的。概念的十字路口，岔路口，形象地说明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离异关系。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的面孔，就像莱布尼茨说过的单子模样——单子的面孔构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在面”：如果从概念看这个单子，它是哲学的；从情感上看，就是文学艺术的。
于是，在德勒兹看来，概念并不“抽象”，它是有“面孔”（作为“事件”的面孔）的观念形态，而不同于一个科学命题：命题是科学的对象，有一个外在的所指；而概念只描述自己的“面孔”或“事件”，是一个“内在的面”，衡量它的标准不是看它是否与外物符合，而是它自己创生和变化的强度——这个强度是否能构成一个事件。笛卡尔的“我思”就是他创造的“内在的面”：他放弃外于“我思”的一切对象，消除了主-客体的对立。于是“我思，故我在”成为被创造出来的第一概念或哲学，它孕育于哲学之前的理解，因为它首先在没有概念的黑暗中摸索，弯曲迂回，没有指望从前的概念。笛卡尔的沉思自己跳舞，连接着一个又一个惊险的高难动作，像面对“无”的“飞”。真正的哲学家不屑于争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同伴在另一“内在面”上跳舞，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不是一样的事件。所谓批判的效应：一个哲学概念可以消失，但它从来没有被征服。哲学不说一种语言，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新环境，比如，康德在“我思”中加进了“时间因素”（我思的先天形式），模样大变：有了新的时间、空间、质料，总之，新的事件。创造一个概念，也就创造一个事件，一个从来没有的体验：体验不仅是被动地感受出来的，更是创造出来的，靠想象——飞起来的生活。笛卡尔和康德各有自己的眼界：一座平台、或高原，一个有浓淡差别的“内在面”。“内在面”不等同于概念：它铺开成为一个过程，它收缩才形成概念。
“内在面”的过程也是哲学创造过程，一个非正常的精神生活过程：笛卡尔沉思中想象自己四肢不全，甚至有一个玻璃的身体，有犯罪的思想。就正常的精神生活而言，笛卡尔的想法过度、超出、有过多的剩余——钻牛角尖，精神障碍者的显著特征：一个极细小而可以忽略不计的琐碎念头足以造成终生的痛苦，而俗人功利性的大事却可以忽略不计。大智若愚，傻子就是天才。天才的特征就是在一个“内在面”上放任念头，使之过度，凝神陶醉，善于异形，或曰解构，有如庄子早上醒来，怀疑自己乃蝴蝶之梦。痛苦在于将现实中绝无联系或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对接一起（究竟哪些因素相互连接，是绝对出人意料的，到处有不可能的可能性。精神病总和天才在一起，这是痛苦，也是陶醉），并恐怖其结果，所以多余的念头一定是混浊或解构的念头，被神秘性强烈吸引的念头，生出的畸形就是所谓创造。创造过程就是使这些混杂的因素过筛子，以使无序变有序，留下一些概念。
创造概念就是创造新的体验：“有许多哲学书，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因为它们实际上什么也没说；我对这些书不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创造任何概念，不带有任何思想形象……概念应该仿照它们活生生的质料，有一些不规则的形状”（德勒兹，1991年，第80页）。德勒兹极力使概念或哲学形象化，既然概念像单子一样是各个特殊的，那么，它们之间就没有逻辑上的等同：“概念的规则就是内在与外在的邻近性……其相邻是从难以察觉地带中诸多毗邻因素中得到的。”（德勒兹，1991年，第82页）邻近，就是我们以上所谓的“横着走”，其创作手法类似于中国传统中的“比”与“兴”。在诸多因素之间，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外形上的邻近，都可能搭起一座由此及彼的“桥”，使不同的精神因素“神似”，不同的外形“形似”。“相邻性”是一种发散的思维，不是指向一个点或一个中心，一个意义，而是一群或一片相近似的意义，因此又是模糊的，在模糊中摸索，在摸索中创造。
“中国的思想就是在平面上往返，自然思想的曲波浪线的运动，阴与阳、卦象就是这个平面的形状。”（德勒兹，1991年，第88页）这些形状充当了西方哲学中“概念”的职能，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对中国智慧的形状感兴趣，原来是因为他创造的概念也是有形状的。

参考文献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法）吉尔·德勒兹 著，刘汉全 译，2000年，商务印书馆。
《迂回与进入》，（法）弗朗索瓦·于连 著，杜小真 译，1998年，北京三联书店。
《论语》，程昌明 译注，1999年，山西古籍出版社。
《老子·庄子》（上、下），2001年，时代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直解》，199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
Fran?ois Jullien , 1998 , un sage est sans idée ou l’autre de la philosohpie, Seuil .
Gilles Delleuze et Felix Guattari , 1991,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Minnu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