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正处在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开始出现变化和调整。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问题和7O年代末8O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问题、观点和争论基本上可以用新与旧、改革与保守来概括和划分。现在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格局与1O多年前有很大变化．以下仅举几个特征以例示现在与过去的差异。
　　 第一，以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开放来区分人们的态度已经不准确和过时了。现在，中国的改革事业已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举国上下达成共识，几可用“咸与维新”来形容。另外，很多当初不赞成改革开放的人得到改革的实惠而改变了态度。另一方面，由于改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必然产生利益调整，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不假思索地全力支持变成面对严峻现实后的思索与怀疑。
　　 第二，1O多年前，所谓改革与保守的阵线划分比较简单和分明，但决策层、幕僚圈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层次划分却不甚明显，上中下几方面比较贯通一气，上面的意志会迅速影响社会层面上的文字和言论，上层对思想、学术、文化界的动态也十分在意和敏感。现在，体制内外的分野逐渐形成，社会上出现一大片与政治无关的文化空间（比如商业性、市民性的文化、艺术、娱乐），“学在民间”的趋势已经形成，人们开始习惯于上下互不关心、互不干涉，上层的动向和下层的风向已不如以前那么密切相关。
　　 第三，在社会层面，完成了一个很大的话语转变，人们基本上不再使用以前的意识形态语言。语言表达的多样化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利益、兴趣、思维方式多元化的现实，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大陆和海外文化的交通融汇，也反映了上层差异不再急欲向民间社会延伸以寻求支持这一情况。当然，主要原因是，转型期出现的新问题已无法用旧意识形态语言来表达。
　　 民间话语的脱出是一件好事，它有利于人们更真切、更直截了当地论说中国的实际问题。但可悲的是，大量的民间话语不过成了外来问题、外来学理的载体。例如，事情是中国的，但提出问题的动因，考察问题的方式，研究问题的理路却是外来的，这种情况在当前尤以为甚。如果把外来学理如实地当成一种新的思想或学术动向来理解和对待，当成我们观察中国问题的一种参考因素，那是不错的。但如果用它来套裁中国的现实．用它来制造一轮又一轮半真半假的问题、观念、争论，那就既有害，又可悲了。
　　 本文所欲讨论和评论的，就是当前以民间话语形式出现的有关社会转型期的几个重大问题。

　　 一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基础
　　 现在人们常常议论当前中国面临精神文化危机，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两层不同的涵义。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问题出在价值理性层面，人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据，魂不守舍，不再考虑终极关怀问题，精神高度大大降低。这个问题最终与整个民族有关，但它首先是个人性的，涉及的是每个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追求。另一种问题出在工具理性层面，即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的市场经济导向不能和谐与匹配，人们不具备市场交换所要求的个人素质，或者说，按目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干下去，市场经济就不能建立，或者最后得到的是一种与预想目标大相径庭的恶性经济环境。这主要指目前人们交易关系中信用和声誉的缺失。
　　 虽然大多数文化人的忧虑和危机感集中在第一方面，我却认为第二方面的问题更紧迫和值得讨论。因为大家好不容易才获得以下共识：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中国的精神和文化建设有赖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
　　 强调第二个问题的优先性是很关紧要的。大家都承认，现代化一方面是世俗化，要张扬工具理性，另一方面也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中国人历来只偏重后者而忽视前者。著名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MetZger）在一篇近著中专门提醒说．郑观应认为，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国思想在器方面的问题特别大。他本人也认为，对很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问题出在“向俗”的工夫不够，即未能充分注意到现代化的实际需要。
　　 在关注现代化和市场化问题的人当中，不少人专注于儒家的理论和精神是有利于还是有碍于建立市场机制的问题。我认为，除了纯学术兴趣外，如果认为这关系到当前市场化的精神文化基础，则大谬不然。这个问题在一些中国学者中热起来，是因为韦伯断言儒教传统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海外一些维护儒学传统的人为了证明儒学无碍于（甚至有助于）现代化进程，努力挖掘儒学中无悖于市场经济的因子。这件事本来就进行得相当勉为其难，其中曲意辩解和一厢情愿的成份很重。在中国大陆热衷于此，则更是不得要领。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儒家学说被当成封建毒素加以破除和清扫，根本不是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如果说中国大陆现在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因素，它显然不是儒学传统。
也许有人会说，儒学传统虽然在大陆被长期批判，但却除而未尽，甚至改头换面地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即使如此，在考虑市场经济的精神基础时，儒学传统的利弊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人们常常认为儒家重文轻商，重义轻利，因而与市场经济导向背道而驰。但想一想大陆不止一次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这几年骤然兴起的弃文从商浪潮，以及目前广泛深重的向钱看和急功近利的心态，再言儒学传统的阻滞作用，真是不知从何谈起！当然，这些现象并未证明儒学有利于市场经济，仅证明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自发性力量，而毋需学者们在儒家文化中为它寻找动力。
　　 在当前世风日下之际，人们普遍感到在为人处世原则中最不该缺失但丧失得最厉害的是“诚”与“信”这两种品质。有作家因此神往于中国古代志士仁人一诺千金、以命承诺的高贵与正气，这是形而上意义的呼唤。在服务于市场经济这种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我们也痛感诚实与信用原则沦丧之后的严重性。遍及神州大地的假冒伪劣产品，交易中层出不穷的坑蒙拐骗，视契约如废纸的行径，使人们把进入市场和行骗当成一回事。有鉴于此，有人建议要营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体系，它既要使人有致富的动力，又要使人恪守诚信原则，以保障市场交换机制的良性运行，它是市场经济的精神支柱或资源，就像韦伯把资本主义的源头追溯到新教伦理中以聚财和禁欲为天职的信条一样。
　　 我认为这种依靠内在道德原则“开出”市场经济的思路是误导人的。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度、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人群中所向披靡、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只要没有人为禁铜，市场经济不需要一种特殊道德作为支撑。况且，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仅仅是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我们只需重申和坚守诚信原则，而不必也不可能发明制定一种专供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之需的伦理原则。当前经济交换领域中严重无序，原因一是法律体制不健全，二是旧意识的崩解波及道德领域。在多次尝试之后，在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之后，人们会发现．在长时段中，对于经营最有利的还是诚与信，而不是欺诈与变卦。我国古代商贾就以“诚招天下客”、“童叟无欺”为经营之道，哪里还需要我们殚精竭虑去泡制道德信念？我的观点可以这么总结：当前我们在走向市场经济时确实感到了缺乏必要的道德支撑，但解决的办法是重申和固守日常道德，而不是发明一种有现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市场道德。

　　 二人文精神的和而不同
　　 绝大多数人认为，市场经济决不应该蕴含拜金主义和消费文化，而应导致人文精神的高扬。但中国的现实似乎正导向前一种危险，而不是后一种希望。如果放眼全球，我们还会看到精神文化危机不仅威胁着中国，而且在大多数国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传统的信奉者和笃爱者提出，儒家精神正是针对现代性危机的解毒剂。他们煞费苦心地证明，现代性危机来源于对科学和知识的崇拜，对工具理性的张扬和对价值理性的贬抑，来源于竞争精神而扬弃了人际间的和谐，来源于把大自然当成掠夺和战而胜之的对象，而无视天人合一的真谛，等等．等等。
　　 我不打算在这里争辩，那些实现了并正在享受物质文明的民族，其精神文明是否处于一种可悲的，需由我们来怜悯和解救的状况；我也不打算分辩．一种未经现代化洗礼的传统，能否充当化解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资源。比这些更重要，首先应该澄清的问题是，当前中国以及世界面临的道德危机，是因为人们缺乏基本的道德还是人们遵奉、恪守的不是最高明的道德？克服精神危机的希望，在于恢复精神的尊严，激励人们对精神的追求，还是让一种处于弱势的传统和文明处于强势地位？简单地说，即用所谓东方道德（其实是中国传统道德）取代或改造西方道德？
　　 我不相信，把我们的儒家文明打出去，可以解决基督教文明的问题；我也不相信，把西方基督教文明请进来，会使我们中国人脱胎换骨，走向新生。我们的文人学者论证自己传统的高明，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是一条错误的思路。
　　 要在世界上现存的几种主要文明和文化传统中分出高下优劣，是极其困难的。每一种文明之中都有极高明的东西，也有黑暗和可怕的东西。如果生活在一种传统中的人都坚持和发扬其中光明的东西，祛除腐朽愚昧的东西，那么人类面临的精神和道德问题大致能够得到解决。比如信奉儒家学说的人能践行“仁者爱人”之类的道理，根除如鲁迅等人所说的“礼教杀人”的一面，那么儒家伦理观就会有助于社会进步。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和奥林匹克竞技不是一回事，与竞争诺贝尔奖也不是一回事，并不一定要拿世界第一才能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只要达到某一个层次，便可称为有德行，这个层次上的人即使取不同的价值维度，也可做到‘’不同而和”。至于有德之人的精神气质属于哪一类，是内在超越还是外在超越，是酒神精神还是阿波罗精神．是像急雷过耳，震荡感激，还是如花香入梦，纤徐蕴藉（方东美语），实在没有必要强求一律，也不可能一分高下。可以设想，要在爱因斯坦、罗素、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甘地之间评选第一，不是很可笑么？认为只有以他们中的最高明者为样板才可以收拾世道人心，不是很荒谬吗？
　　 在传统中开发精神和道德资源，不是没有意义，但以为只要人们知道传统道德的内容就可以从寡德而转变成有德．却如缘木求鱼。这种想法预设了一个前提：道德是认识问题，人们避善扬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行善，而是因为不知道甚么是至善。事实上，除了极少数特例，除了在伦理学著作里人为设定的难题中之外，人们很少面临认识的难题。当前我们的问题主要是：“我们为甚么要道德？”而不是：“我不知道践行哪一种道德？”
　　 虽然理论上说：“人皆可为舜尧”，但绝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我何必成舜尧？”应该承认，一般而言人有自私、软弱的一面，不是纯理智的。如果有末日审判，有天堂和地狱，有教会的宣讲和劝戒，那么人们很可能愿意为了永恒之福而在现世为善。不能小看这一套，将其贬斥为“外在超越”；不要轻飘飘地摹仿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没有宗教的依傍，要从理性上证明“人必须有德”，要达到内在超越，至今似无有效的办法。
　　 在理论理性层面，我们必须正视人类面临的荒谬和绝望处境，不要以为别人已经病入膏肓，唯我们有老祖宗传下的灵丹妙药。这么便宜的事，还从未轮到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而在实践理性层面，我们不是只能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既然人是软弱和不完全理性的，我们就有可能用“以情动人”弥补“以理服人”之不足。感染对大多数人是有效的，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首先要自救，然后才有可能救人。

　　 三消解还是固守
　　 市场化导致世俗化，世俗化导致社会生活的粗鄙化。与某些人心目中5O、60年代的精神气氛相反，现在，理想被嘲弄，崇高被调侃，神圣被亵读。与80年代文化热时的情况相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社会批判功能受到怀疑和否定，有人（海外和大陆）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应该抛弃理想乌托邦，要化解导师心态。如果说，1O年前人们精神中的典型形象是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那么现在他们正遭到唾沫和石块的攻击，一群痞子粉墨登场，对这些玩世不恭者，文人学者群中有人怒斥，有人拍手称赞。后一部分人本身倒毫无痞气，他们争辩的是，世俗化是不是随市场化而来的历史进步．对崇高的消解是否有助于大家一致肯定的多元化的到来，坚守一种绝对、僵硬的理想主义是不是过去思想一元化强制的余风、大批判心态的复燃？
　　 1994年开始的那场“人文精神”大争论，虽然双方在价值取向上立场基本相同，但双方的观点却尖锐对立。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对于当前精神世俗化的作用评价不一，一方认为现在对崇高和理想的否弃是对一度占居主流的旧意识形态的消解，另一方则强调这种消解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和道德的消蚀作用。与此同时，一方对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粗鄙性忧心仲仲，另一些则认为这些世俗成份毕竟属于人性范围而与神性格格不入。说到底，现代化需要人们在精神上破旧立新，一些人对旧的准神学意识极度敏感、心有余悸，愿意以牺牲崇高性作为将其彻底消解的代价；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旧意识已是空壳、面具，不足为虑，在商品潮和拜金潮的卷袭下，追寻和营建人的精神家园才是当务之急。总之，争论的双方都是人文主义者，但一方警觉旧的问题，另一方关注新的问题。
　　 对这相互抵牾的两种立论很难断是非，双方坚持的东西都是对的，可能问题出在某些人阐发正确主张时暴露了自己视野中的盲点；更有可能的是，中国的精神文化生活积重难返，转型期新旧问题一并出来，很多难题不易有合理解决。难题之一是，健康力量以理性方式消解前现代化腐旧意识远不如顽主们的调侃来得快速有效。但人们又确实有理由担忧，这种非建设性力量的瓦解之后只剩一片精神废墟。我们不能指望，一片空白有利于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相反的难题是，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肆虐的血腥理想和伪崇高并未被彻底清算和消解，现在坚守的声浪中，分明有旧时代的回音。有些人认为腐旧意识对社会已失去影响力，相反，正是市民文化起到了旧意识的反现代化作用，这显然是未能正视现实，过于乐观。旧意识已经不能像在“文革”时期那样控制人的心灵，但远远没有寿终正寝，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固然是不可能，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却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以为“西线无战事”，旧的左病已无关大局，是幼稚轻率的。另一方面，只警惕“文革”型危险的人认为随便甚么东西都比极左的东西好，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没有想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得到的并不一定就是民主、自由和法制，而是腐败、金权政治和黑社会。他们的人生经验中只有一种祸患，即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型灾难，那是十八层地狱，他们以为只要逃离这样的苦海就是进步。历史苦难的阴影使他们敏感不到新时期的新问题。
　　 应该看到，现在谈彻底的解构和真正的重建，都为时过早，现在只能点滴积累，尽可能多做些预备性工作。显然，破与立二者不可偏废。

　　 四现代还是后现代
　　 前面谈到一种对于精神及其价值的消解，它属于土生土长类型，施行者多半未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电视剧为武器，常常透露出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鄙夷不屑；另外还有一种依据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消解，其施行者多为从事文艺批评的学者，他们的影响主要在青年学生和文学艺术圈子中，他们依据的不是现实生活的经验，而是国外最时髦的解构理论。土生土长的解构者在市场经济和世俗化过程中如鱼得水，他们实际上把文字工作视为商业活动，他们变着法子赚钱，名利双收，属于时代的弄潮儿。洋派解构者则显露出十足的书生气，他们在观念和理论上向西方亦步亦趋，在消解一般公认的意义与价值的同时，把攻击目标瞄向现代性。现在，他们还没有公然对我国的市场和现代化导向表示不满，但他们的批评所向，全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思想观念，比如科学、理性、精英意识、规范、秩序等等。显然，亵渎这些自“五四”以来一直神圣的观念会有一种快感，或许还会显出某种深刻性和新颖性，而要继续讲“五四”精神，提倡科学民主，肃清封建余毒，好像不过是老生常谈。事情往往是这样，一种学问做起来越有刺激性，做的人就越会一本正经，充满自信。
　　 和第一种消解方式一样，第二种消解也引起了困惑，原因也是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以极度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嘲弄旧意识中的森严等级、强化中心、僵硬结构、装腔作势和矫情造作，另一方面，它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把对理想的追求，对意义和真理的探寻也化为虚无。就这一点而言，两种消解是一样的，虽然二者并未正式结盟。但后者一再想把自己的理论桂冠赠给前者，而前者在中国青年一代中的广泛影响无疑为后者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如果我们持现代化的标准和理性态度，那么只能认为，在中国拥戴后现代思潮是弊多利少，将阻滞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
　　 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和中国大不相同的土壤，那里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和中国迥然不同。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明确表示，后现代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们的标准、感觉、心态与当前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已经过时的，应该批判的东西，可能在中国是刚刚出现或即将出现，值得追求的东西，他们那里过多过滥，过于成熟以至于对人形成强制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可能是传统既不能提供，现实中又亟需大力提倡，值得我们珍视的东西。赶西半球的时髦，摹仿另一种生活的精神定位，显然属于历史的误解，时代的错位。这就相当于在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有人听说北京、上海、广州有一种时髦是减肥，于是就在当地大力倡言节食，而且把追求温饱当成“现代性危机”。
　　 比如按照某些后现代主义的说法，科学的高度发展已形成“科学霸权”、“科学沙文主义”，造成了技术压制人文精神；推崇理性会导致唯我独尊的一元化。动态，而最好的办法是“怎么都行”；民主不过是一种神话，话语和权力难解难分，拥有知识的人可能形成另一种形式的专制。以我的研究，以上这些说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过是一些惊世骇俗的过激言论，对此人们最多只能姑妄听之。这里没有篇幅来证明后现代思潮即使在西方也非公认见解，由于学理上的矛盾和漏洞，它在近几年已大大地走下坡路。我想强调的是，就算后现代思潮在西方尚为时髦，我们是否该问一下，它所针对的问题是不是当前中国的问题。比如我们应当问，科学在中国是大大落后、急待发展，还是已经称王称霸，使人不堪忍受？理性在中国是十分匾乏，需提倡和争取，还是已经泛滥成灾？中国历代的专制是以愚民政策和迫害知识分子为基础，还是知识分子以知识为权力，在政治压制之外搞一种文化压制？如果中国人要信后现代主义，而不是去促进现代化，我们争取的恐怕不是超越现代化、优于现代化的东西，而是神话中的远古生活，或是“文革”那种最后导致浩劫的乌托邦。当前后现代的喧嚣引起了前现代！日意识的共鸣和鼓舞，这应引起后现代朋友们的深思。

　　 五全球化还是“东方化”
　　 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导向要求中国人具有一种走向世界的心态，因为当今世界上不存在脱离全球性体系的经济市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努力在一百多年来屡屡受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始终未能正确认识世界的现实，摆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西方经济、技术、文化的强势下心态失衡，在最该开放的时候搞自我封闭，或忽发奇想地要另辟现代化蹊径，为人类历史指出新方向。当前，国内知识界中有一种倾向，一些人以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或“后殖民地理论”为武器，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参加国际学术文化对话的活动贬斥为屈从于帝国主义的霸权和西方的扩张，主张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另搞一套，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抗拒公共性话语。比如，有人一提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形势和市场经济导向，就把中国形容为跨国资本投资的焦点（言下之意中国又成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国际金融剥削的天堂）。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拥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独立性等资本主义的观念，甚至认为我国与西方国家关于人权、知识产权和进入世界关贸组织的对话和谈判，都是屈从于西方权势话语的表现。
　 中国曾经遭受酉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一部分中国人确实有殖民地心态，时至今日，崇洋媚外之风尚未除尽，对这种浅薄庸俗的流风，应当不懈地抨击；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有慈禧式心态、义和团式的反应，以及“文革”中‘’世界革命中心”、“唯一的反霸力量”之类的自负自狂精神。难道我们不能在自卑和狂躁两个极端之间取一种健康、理性的精神？
　　 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度的文化中都有某种程度的自我中心倾向，但断言“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充斥着殖民话语”却很不客观，认为使用了首先出现在西方的概念、语词、观点、理论就是屈从于西方强权，更是不讲道理。某种话语能在世界上流通，得到公认，原因多半在于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它们有些出于西方，也有许多出自其他地区），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能够在世界上流通的话语，一般而言不可能有大强的偏见和歧视性。例如，在英语中称黑人为Nigger就不行。记得6O年代外交部长陈毅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个西方记者提问时称中国为发展中国家，陈毅马上对此痛加批驳，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歧视性语言。但当中国走出闭关锁国状态，以开扩的眼光面对世界时．我们就乐于接受‘’发展中国家”这个称谓了，在最近两三年，我们甚至要强调和捍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西方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许多观念、经营手段、组织形式还借鉴东方，尤其是伊斯兰民族。可见，即便是资本主义，也并非纯西方特产。事实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也是受来自西方的民族自决、国家主权、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激励。许多国家民族独立的领袖人物之所以形成他们的志向和决心，与他们年轻时在西方受教育有密切关系，在这方面，可以举许多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人物的经历作为例子。其实，“西方”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如果照我们那些鼓吹“东方化”的朋友的心态，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也会谁也不服谁。这种极端偏激的民族主义，并非东方弱国才有。希特勒就把英美当成资本主义的典型而对之充满敌意，他曾下令在教科书中和课堂上只教“德国数学”、“德国物理”、‘’德国化学”、“德国生物学”等等，其结果是使德国科技大受损伤，加速了第三帝国的灭亡。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按照某些人的建议，我们在文化精神生活中清除一切西方话语，发明一套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那将是一幅甚么景象。“文革”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极端，但比起现在对纯粹东方话语的要求，则还远远不够，因为那时还流行着大量的来自西方的话语——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词句。
　　 有个故事已经被人讲过了，但在这里特别合适。据说张之洞办学时令幕僚拟一大纲，他见其中有“健康”一词而发怒，提笔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掷还起草人。不料此人针锋相对地批道：“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党可恨。”我们那些鼓吹东方化的朋友也是如此，他们读的洋书比别人多，使用西方话语远远超过别人。不要忘了．萨依德是在接受了酉方教育，在西方学术精神气氛、西方话语环境中，而不是在某一块东方土地上秉承某种东方文化传统而提出他关于东方的理论的。也是藉助于他在西方学术界的名声，倚仗西方话语强势，他的理论才为我们可爱的朋友知晓和鼓吹。照我看，当前中国文坛上掀起的东方热、萨依德热，正是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典型表现。某些人如果没有啃过几天洋面包，没有读过几本洋书，本来是不会觉悟到“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的照抄照搬与学舌，怎么算得上是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品格？我们应当研究萨依德，但不能把他的理论当成不言而喻的公理，当处理中国和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指南。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大敌，它比另一个极端棗崇洋媚外、丧失国格人格较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对在民众中，有人手中有了几个小钱，就急于对洋人出一口恶气，作为以前国人被人看不起的报复。在知识精英中，有人由于在西方留学、进修、讲学时得不到在国内那样的重视与喝彩，就产生不能入西方学术主流的失落和怨恨，于是从西化论者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成为”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反帝反资战士”。对民众，应该引导。作为学者．应该有健康、理智的心态。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问题，把中国的问题解决得好，西方人自然会重视和尊敬。
　　 纵观这1O多年中国思想、学术、文化的流变，如果说前一段对现代化努力的阻抗来自左倾意识形态，那么最近在民间话语中，这种阻抗表现为一些颇知西方学理的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走火入魔，旧意识在长期被冷落后，几经犹豫，已经出现向新左派思想伸手的动向，尽管二者的话语方式有巨大差别。不过我坚信，新的左倾思潮帮不了老的左倾思潮多大的忙，当前一股小小的“批资”风阻挡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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