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逻辑经验主义式微之后，科学哲学大致经历了后实证主义和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在此过程中，一元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统一运动等逻辑经验主义的目标被基本消解，科学哲学实现了从“科学的哲学”到“关于科学的哲学”的转变。其主导范式不再局限于基于物理学案例的一般的科学哲学，而呈现出一般的科学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哲学并举互动的局面；同时，发端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技术的社会建构等理论，并关注科学的微观经验建构及其文化与物质实践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和科学与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也成为科学哲学的跨学科延伸领域；而实验室生活世界、认知、具身、工具实在论等新视角则开启了对科学乃至技术的哲学基础的解释学式和现象学式的分析。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大量译介和述评的基础上开始思考一般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路向，并提出或介绍了一些新的研究纲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后实证主义运动之后，出于对科学经验能力的增长的关注，新经验主义者并未陷入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但他们也不想回归理论与观察陈述的划分，更无意再为反映论的实在论辩护，而转向对科学实践的局域性经验的考察。此进路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元论的基础主义和表征主义，倡导科学的多元主义。恰如理查德森（Alan W. Richardson）所言，“鉴于科学哲学依然保持着与逻辑经验主义渐行渐远的态势，科学的非统一性和多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当前科学哲学的关键话题。”[1]

一、从科学一元论到科学的非统一性
自柏拉图以来，寻求统一知识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其最近的一种形式就是科学的世界观或科学一元论。20世纪初逻辑经验主义兴起的主旨之一就是试图构建一个单一的、融贯的并构成所有科学基础的“科学的世界观”。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将这种世界观称为基础主义，即“所有事实必须属于一个宏大图式；而且，在这一图式中，第一范畴的事实具有特殊和特权的地位。它们是自然应该运作的方式的范例。其他的必须弄得符合它们。”[2]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基础主义往往与表征主义认识论相互支持，后者主张，人们可以通过理论知识表征自然，描摹、映照和反映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世界的真实面貌。沿着这一理路，科学一元论的基本观点是：（1）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种对自然世界（或科学所考察的那部分世界）的单一、完整和可以理解的解释；（2）世界的本性至少在原则上可以通过这一解释得到完整的描述或说明；（3）至少在原则上存在一些探究方法，若其得到正确的遵循，就能形成这种解释；（4）探究方法是否被接受取决于其能否形成这种解释；（5）对科学理论或模型的评价多半取决于它们能否提供或接近于提供一种基于基本原理的完整和可以理解的解释。[3] 由此，科学一元论及其基础主义和表征主义会进一步导致还原论或附生性，即所有的自然科学理论或定律要么可以还原为一个基本物理理论的定律，要么为一套基本定律所附生，前者意味着基本层次的定律或属性充分而必要地规定着高层次的定律或属性，后者意味着基本层次的定律或属性充分但非必要地规定着高层次的定律或属性。
统一的科学运动落幕之后，这种建立在形而上学预设之上的知识蓝图开始受到系统性的质疑。对此，科学家出身的元科学研究者齐曼指出：“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实在的‘科学’地图——或者，即使有，它也会太过复杂和庞大，以至任何人都不能掌握或使用它。但是有很多关于实在的地图，它们分别来自不同的科学观点。”[4]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中种种旨在统一和大统一的研究纲领纷纷以失败而告终的实情。正是这一基本事实，促使新经验主义者一方面致力于否定由“唯一的、完备的以及演绎封闭的一系列精确陈述”构成的“伟大的科学理论”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思考科学寻求局域实在的可能。
新经验主义的非一元论首先试图以本体论的多元主义为科学的非统一性奠定形而上学基础。本体论的多元主义主张，世界是由不可还原的多元种类和属性所组成，并试图以此说明不同科学之间的差异。杜普雷（John Dupré）试图超越自然种类（Nature Kinds）[5]，主张将多元主义与实在论结合起来，以一种“混杂实在论”（promiscuous realism）为非统一的科学奠定形而上学基础。杜普雷通过“混杂实在论”强调，我们对事物的划分总是依赖于我们的理论或目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客观的事物分类，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即不存在所谓自然种类，只存在真实种类，个体事物可能并行不悖地归属不同的真实种类。例如，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人、男人、主教、哲学教授等，但他并不绝对地属于其中一类，因为其中的任何一类都不具有优先性，他也没有什么本质属性可确定其归属；但他并未因为这些种类的平权而否定其存在，反而认为没有理由主张它们不是同等真实的实在。杜普雷对自然种类的否定的目的就是倡导形而上学的反还原论，他拒斥一切形式的还原论和有关完全因果关联的假设，对世界可能呈现的有序程度持完全开放的态度。[6] 显然，杜普雷的激进的多元主义本体论立场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科学甚至科学本身。基切尔（Philip Kitcher）的“多元实在论”（pluralistic realism）则主要基于对生物学领域的物种、机体和进化过程的思考。他指出：“多元实在论所基于的观念是我们的客观旨趣可能是多样的，我们在进行生物学探索时所需要的不同形式的说明可能具有客观正确性，以至产生于不同的生物学领域的自然图式可能是关于自然构成的交错分类。”[7] 同时，他还认为，反还原论有助于深入揭示生命领域的自然本体，避免物理主义或陷入封闭的物理因果关系。
在此前提下，本体论的多元主义通过与反还原论或非还原论的结合直接为科学的非统一性辩护，也为非物理科学争取领域自主。本体论的多元主义与反还原论或非还原论的结合旨在表明，世界存在的方式是拼凑，并非所有的种类都属于物理种类或与之相关联，物理学之外的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内容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物理对象，科学不可能通过还原实现统一。换言之，还原论或物理主义的成功固然能够从物理层面揭示世界的构成方式或真理，但这远远不是所有事物的真理，反还原论的主张并不是由于我们目前的认知不够完善，而是对生命、心灵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但这种基于本体论的辩护可能会遭遇双重困境。一方面，混杂实在论和多元实在论都有可能陷于一种极端的多元主义，为克服一元论和还原论而不得不付出相对主义的代价。另一方面，这种努力依然会遭遇一元论和还原论的侵蚀：既然物理学还原在很多领域获得了成功，那么得到还原论说明的事物就可能在原则上由基本物理定律所决定；即便生命科学能够予以说明的生物有机体的某些行为难以完全由其物理构成加以说明，还原论者和物理主义者依然可以声称，生命现象之下的物理定律导致了这一切，尽管我们不知道其原因和方式。[8]这一困境表明，在形而上学层面，由具体科学揭示的实在外推出的本体论的多元主义并不能动摇科学一元论，也难以为科学的非统一性或生命科学等学科的自主性提供强有力的依据。实际上，由事实外推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立场最终可能只有诉诸直觉才能做出抉择，要超越科学一元论尚需寻找新的进路。

二、超越表征主义认识论的整体论进路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之后，建构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认识的偶然性和情境依赖出发，主张激进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但其对启蒙理性的解构受到了科学界的强烈拒斥，并引发了所谓“科学大战”，其主要原因在于，双方争论的焦点拘泥于科学理论陈述是否为真。实际上，当代科学实践关注的是实用性和目的性，而不再囿于科学所蕴含的启蒙理性及其普遍的法则与规律。恰如波塞尔（H. Poser）所言：“在理论方面，重要的便是否有效果有用处，而不再是真理，或者准确一点，有关效果的陈述是否是真。”[9]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科学大战”成为一场关于启蒙科学真理观的稻草人之争。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的建构主义式的解构有其文化价值，但它也表明，如果仅仅关注科学理论而忽略科学活动中的主体、工具和物质的介入，对科学的微观经验研究（如社会学、人类学）很容易导致相对主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激进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与其说是基于理论建构的社会根源的偶然性，不如说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对理论自身的有限性和不完备性加以放大的结果。例如，在柯林斯（Harry Collins）的《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中，有关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EPOR）的论述策略就是将古德曼的新归纳之谜、维特根斯坦对规则的反思以及赫西（Mary Hesse）的概念网络拓展为文化适应层面的多重确立（multiple entrenchment）。[10] 事实上，当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家和实验室放到社会文化价值网络之中时，恰如蒯因的知识整体论将知识置于整体的信念之网，往往会暗示某种相对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涉及的所谓语境的约束并不是科学探究实践中所真正涉及的全部经验约束——由科学所探究的那部分世界与人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性约束或所谓由世界对主体的开显所产生的约束，如果看不到这种约束对认识的影响，会陷入表征主义和一元论，若仅仅考虑到其中的一部分，又难免走向相对主义。
为了既超越科学一元论及其基础主义与表征主义，又不至陷入相对主义，新经验主义者不再局限于对理论和定律的关照，转而将知识整体论拓展到建构模型和实施实验等实践范畴，从一种整体论的认识论而不仅仅是微观社会学的角度阐释真实的科学过程中的多重稳定性（mulitistability）。多重确立与多重稳定都承认在经验层面（而非形而上学层面）一种现象可以同时有多种说明，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一种说明并不比另一种说明更正确而易暗示相对主义（A不比B更正确），后者则强调一种具有实践稳定性的说明并不能排斥另一种也具有实践稳定性的说明（A可能与B同样正确）。多元主义的要义在于，它一方面拒斥相对主义，认为各种具有实践稳定性的说明对于现象的探究都是必要的，可能同样正确或恰当，另一方面拒斥一元论，即强调不存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能使这些“同样正确”的说明在内涵毫无减损的情况下整合到其中的一种说明或整合入一种更完全的表征之中。
新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d N．Giere）等人认为，不应该将理论静态地视为一套语法式公理或一套由抽象实体组成的语义模型，而应该动态地“将做理论理解为模型的建构”；对建构模型而言，一个较为合适的模型不一定与纯粹理性或逻辑指称相关，而更多地关乎建构模型者的意图、目的和抉择，其中所涉及的理性是有条件的和工具性的。[11]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运用模型主要是为了表征实在，但这种表征完全有别于传统的表征主义认识论意味下的反映和摹写。传统的表征主义认识论一方面有认识却无认识的主体，或者说只有一种上帝的视角（God's Eye point of view）；另一方面将科学活动简单投射为科学语言实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吉尔等人则意识到，自然语言的本质是文化的人工物，语用是比语法和语义更为基础的层面，语法和语义是从语用中突现出的特性；若将关注点转向科学实践，就应该从真实的表征活动入手，关注于能动者，即那些进行表征活动的科学家。鉴于科学家是有目的和目标等意向性的能动者，表征活动可以形式化地表述为：科学家S为了目的P而用X表征世界W。[12]由此，既便固守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语言实体与世界的语义关系和证据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思考也应该从主体基于其旨趣而对假设的接受与拒斥出发。具体而言，在“做理论”或模型建构的过程中，科学表征即科学家为了各种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不同的模型表征世界的某些方面。而且，模型是通过抽象的相似性来表征世界的，所有的模型受到特定旨趣与视角的影响，不存在一种完全、直接地表征世界的所有方面的模型或理论，这不仅涉及世界的复杂性和科学的有限性，还在于对世界的诸方面的界定与选择取决于主体的意向与旨趣。由此，科学家获得的关于世界的说明是从他们对不同问题的回答中产生的，而这些问题又为其所使用的表征体系所框定。
这是一种纳入了不同主体视角的认识论的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又称视角主义）或透视多元主义（perspectival pluralism，又称视角多元主义），而且这种透视是与认知、工具和文化等相关的。以此反思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科学观察，就不难看到观察不仅仅涉及简单的“看”或照相似的记录。一方面观察者不再是抽象的主体（表征主义认识论暗示，观察者不过是以客观态度“科学地”观察的抽象主体），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科学观察都需要仪器，但它们只对现象的某个方面是敏感的，并不存在一种能够记录自然对象和过程的所有方面的仪器。重要的是，要使这种重新思考不至于陷入相对主义，必须超越观察语言与理论陈述等概念层面，转而从真实的科学过程中寻找实现多重稳定的机制。其主要进路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自然主义者多从认知的角度阐发这一机制，即以人的认知过程对多元主义施加稳定性的约束。吉尔试图通过对色觉的分析作为其透视多元主义的注脚。[13]他指出，尽管一些人的色觉有别于一般人群（如红绿色盲或只能感知黑白灰度者），我们只能说一些人的色觉比另一些人更丰富，而不能说某种更正确，而且它们之间并不能相互转换。其原因在于，颜色与其说是对象的属性不如说是对象与特定的视觉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许我们的视觉系统所提供的特定视角不同于他人，却不易相互比照。据此，吉尔认为，与人的视觉系统类似，仪器仅仅对某些特定的输入敏感，而可能无法感知其他的输入，而且仪器的输出是由输入和仪器的内部构造共同决定的，没有一种仪器具有完全的透视功能，也不可能找到完美的符合世界的模型，人们只能运用特定的模型对世界的某个方面做出断言，却无以寻求大统一理论或终极理论。霍斯特（Steven Horst）则倡导认知多元主义（cognitive pluralism），以此既为科学的非统一性提供基础，又通过认知构建的约束引入多重稳定：（1）科学定律和理论是关于世界的特定方面的模型；（2）这些模型是建模这一认知过程的产物，故其形式取决于人的认知构建（cognitive architecture）；（3）科学模型是理想化的，而理想化又的确具有多种形式；（4）每个模型都用于某些特定的表征系统；（5）模型的理想化或表征系统的选择会对不同模型及关于各部分的模型的整合造成障碍；（6）人的认知构建的经验事实会制约模型的构想、理解和使用，作为我们的认知人造物的科学因而可能是非统一的。[14]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进路可以视为“认知整体论”——人的认知构建的整体性使得透视在具体的与境组合中实现多重稳定性。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此进路中胡塞尔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已经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例如，伊德就试图通过现象学的变换令不变性得以显现进而获得某种收敛性。[15]
其二，实验哲学等新经验主义则强调科学仪器、工具和技术在实验和观察中所扮演的介入者和调节者的角色。新经验主义认为，实验及其技术过程使得自然对象和过程首先被纳入一种可以控制的运行机制之中，进而转换为一套由常量和变量构成的模型，而模型在实验中既是“技术的（techne）”又是“认识的（episteme）”——它们用“某物如何工作”来描述“某物为何”。[16] 哈金指出：“实验为科学实在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并非因为我们可以验证关于实体的假设。其原因在于那些原则上不可观察的实体可以被有规则地操控并进而用于产生新的现象和探究自然的其他方面。它们是用于行动（doing）而非思考的工具和仪器。”[17]皮克林和哈金还进一步将这种朴素的实体实在论提升为一种整体论的认识论——主张将假说、仪器和理论模型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弹性资源，认为它们在实验中体现出的相互包含、调节乃至博弈构成了一种连接信念、理论和行动的整体，并视其为对杜恒论题与蒯因的知识整体论的扩充。由此可以得到一种兼顾多元主义和多重稳定性的“知行整体论”：“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仪器运作中所发生的修正过程，无论是物质性的（我们对其进行固定），还是智力性的（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描述），都在致力于我们的智力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契合。这就是科学的稳定性。”[18]
其三，在科学哲学的传统论题中通过语用学和修辞学引入语境整体论，探讨加入社会与文化因素后的多元与稳定的双重可能性。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科学说明的形式不再拘泥于语法或语义层面，而可能是这样的形式：在问题语境P中，S通过表达u向H说明为什么q。其中涉及的“为什么”往往和语境相关，在不同语境中“为什么鸟儿会飞向非洲？”这个“Why”问题的答案各异，而“为什么亚当会吃苹果？”则更需要对语境加以澄清。[19]实际上，如果将科学说明与其他类型的说明同等看待，科学说明往往需要同时具有语用与修辞功能，其形式可以是：在语境C中，A为了目的I而通过表达X向B说明W。这些说明可能发生在科学共同体中和科学共同体外，对它们的探讨有助于对科学知识的社会过程中的多元化及其稳定机制的理解。

三、能动者实在论与可操控性因果关系

多元主义者超越一元论和表征主义认识论的初衷之一是为具体的科学（非物理学或物理学中的非基本层次研究）寻求领域自主。其进路之一就是前文已经讨论过的“混杂实在论”等本体论的多元主义，但它们的形而上学预设与表征主义的认识论相同，将实在视为一种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形而上学存在，仍无法跨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鸿沟。与此类似，卡特赖特的局域实在论（local realism）强调，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主义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定律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各异的领域组成的“斑杂的世界”（dappled world），各种定律只在这些各异领域中适用，它们不可能还原为一套简明统一的基本定律，而只能松散地拼凑在一起。然而，这种形而上学努力最终只能求助于上帝——“上帝仍可能选择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多元论者”。[20]
这一困境使多元论者不得不放弃外在论或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转而沿着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internalist realism）的理路，提出了能动者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等基于主体的能动因（agency）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的整体论意味的参与实在论。女性主义者巴纳德（Karen Bard）[21]认为，应以操作性的形而上学（performative metaphysics）取代表征主义，与表征主义将认识与世界归约为词与物不同，操作性的形而上学主张，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建基于能动者的内在相互作用（agential intra-action）。受到康德的物自体与现象二分和玻尔的对量子测量的解释的启示，巴纳德指出，首要的认识论单位不是独立的客体而是现象，而能动者实在论的主旨在于强调现象不是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区分标志，而是基于能动者内在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存在论构造，或者说现象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关系——没有预先存在的关系者的关系。当代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勒（John A. Wheeler）则更激进地指出：“要么承认：‘宇宙，无论是否毫无意义，都将进入存在，并按照自己的道路运行……生命只是宇宙机制中的偶然和意外。’要么就从人择原理再往前走一步，承认这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更为接近真理，即：宇宙，通过某种过去与未来的神秘耦合，要求未来的观察者赋予过去的创世以力量！”[22] 但劳斯（J. Rouse）、古丁（D. Gooding）、皮克林（A. Pickering）和诺尔—塞蒂娜（K. Knorr Cetina）等新经验主义者则更愿意诉诸科学实践过程，将科学视为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观察与描述的方式，认为所有的现象都被人的行动所包围着，都在与人的力量相互冲撞中使其自身和人的力量得以显现；用梅洛庞帝的术语来说，这种内在相互作用使得科学制造的经验的现象域以“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的形式不断得到重组，进而产生出“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和“能动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 to-agents）等后人类主义意味的整体性世界。[23]
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这种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思想的启示在于作为能动者的主体在科学探究中能否或如何引入能动因?论及因果关系，柯林伍德认为它主要有三种含义：（1）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另一个有意识的、能负责任的人的自由的、有意的行为；（2）人借助对一个事件或过程的控制导致或阻止了另一个事件或过程，或者说被描述为原因的事物总被视为自然界中的东西，它能由人类行为者产生或阻止；（3）独立于人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着历史科学、实践自然科学和理论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24] 其中，实践自然科学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实践科学”，它不是根据它是否为真，而是根据它给予我们的“控制自然的力量”去评价的，并“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存在”。自培根以来，大多数科学实际上就是这种实践的自然科学——为了“通过命令自然使自然服从”，科学中的主体往往首先从能动和操控的角度发现因果关系，并使之运用于进一步的操控中。
从能动者的意向性的角度来看，第（1）类因果关系无疑更为根本。现代数学家和数学物理学家外尔（Hermann Weyl）就曾经指出：“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实质最基本的直觉就是：我做了这事儿（I do this）”[25]——我必然对此确信无疑。如果以这类因果关系作为最基本的因果关系，第（2）和第（3）类就可以看做第（1）类的拟人化外推，而就意向性来看，显然第（2）类比第（3）类可靠，因为在第（2）类中，能动者（agents）可以明确意思到他是否希望影响和控制某个自然对象和过程并引发因果效应，而在第（3）类中，就变成了一种完全拟人化的情形。对此，塞尔（J. R. Searle）从皮亚杰有关儿童获得借助关系的知识的实验出发，指出诸如行动中意向的因果性可以通过借助关系而延伸（如借助石头打击想要打击的花瓶）等因果性的初始经验获得机制表明，因果性和操控（manipulation）的概念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可以通过揭示世界上可操控的因果关系来扩充关于因果性的初始经验。[26]
在当代因果性研究中，有关能动者和可操控性（manipulability）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对科学实践中的因果关系的确立的理解。例如，冯.赖特（Von Wright）认为，可以用能动者的能动作用来界定因果关系：“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27]伍德沃德（Jim Woodward）则指出：“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28]在他看来，传统的实在论者一般致力于寻找或说明本体论意味的因果关系，而能动者实在论或工具实在论则认为，任何科学理论在声称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时，必然建立在对某些理由充分的可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声称之上——假如不同的反事实条件可能实现的话，会发生什么？[29]这种关注能动者和可操控性的因果观大致勾勒出了科学实践中的因果关系的建构策略：通过能动者的可操控性介入，不断构建出可操控性的因果关系，进而通过拼接形成一系列尝试性的因果链。
从能动者实在论这一基于世界的整体性内在相互作用推出的可操控性因果关系可支持多元论和寻求多重稳定性。华特士（C. Kenneth Waters）介绍了这么一个思想实验：有一个圆筒形的不透明玩具，内部有若干层带有圆孔的隔板，最上层的圆孔的直径最大，往下每层的孔的直径逐渐减小，现在从上面的开口投入带有各种色彩的圆球（直径皆小于最上层的圆孔），假定相同颜色的球直径相同，如绿、蓝、黄、红等直径渐次增加，只有绿色小球能通过最下层并从开口找到，问题是研究小球应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达到最下层。[30] 有一种解释模型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颜色选择装置，但这种薄记式的模型并未抓住小球落到最下层的真正原因。如果运用伍德沃德的操控性因果关系进行反事实条件分析，不难排除这类虚假的原因（如果将所有的球涂上绿色，它们还会通过吗？），但对基于直径或周长的改变的因果解释都能同等接受。
这一思想实验的启示是，对于生物学、化学等领域而言，理论模型的选择可以通过可操控性因果关系进行判断，而不必论其是否为基本层次，是否找到全部或终极原因，这一进路对摆脱一元论的潜在影响是有益的。值得指出的是，一些非还原论的“温和的多元主义”，往往会导致或暗示一元论的立场：（1）一种温和的多元主义认为，世界可分为若干块，每一块可用某一个模型或理论加以说明，这虽然不是基础主义或还原论的，却可能是一元论的，即对于每个特定现象而言只有一个最佳的解释；（2）另一种温和的多元主义认为，尽管关于世界的概念或系统等分类反映出认识者的不同旨趣，一个关于X的理论表述的所有真理都可以转化为关于X的其他理论表述的真理，这似乎表明，存在一个能够包容所有说明旨趣的单一且一致的理论体系；（3）还有人之所以持多元态度概因为尚不能预见相互竞争的理论中哪个能够对现象提供完全说明，只好分头试探，寻找那个单一的理论。在这些潜在的一元论立场的背后，就是本体论意味的因果性的存在假定，这一假定使得找到所有的原因或终极的原因成为科学理论最终得以接受的标准。如果从可操控性因果关系出发，就可以超越一元论及其形而上学泥淖，放弃对所谓基础层次和基本定律的追寻，而从发现可以独立操控的参数入手，运用微扰分析等方法寻找那些可操控的因果性，对复杂的问题建构起多元的说明模式。朗基诺（H. Longino）[31]在有关行为研究的案例中指出，有关行为的研究至少存在四种并行的进路。这些研究表明，行为涉及到多重因果要素，但研究者不可能同时对它们进行测量，而只能有所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导致了相应的因果世界、问题子集及其可能的答案。

四、余论：从多元主义出发

近年来，随着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和化学哲学等领域的兴起，还原论与反还原论、还原与突现等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值得指出的是，其基本立场不再是形而上学层面的本体论之争，而立足于对具体科学实践的经验分析。其主流立场就是基于经验的多元主义：一种研究进路的合理性不在于其本体论上的优越性，而取决于其经验有效性；反过来说，从科学中得出普遍的形而上学结论是不可能的。尽管科学的多元主义也谈论世界（the world），但认为探究世界的各部分的具体科学能否完全用一个单一的理论加以解释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而不是一元论的形而上学真理。如果单一的基本理论不一定存在，从某种本体论假定出发将科学的终极目标设定为单一的、完全可理解的理论就未必具有合理性。
最近的一些相关研究指出，还原论和反还原论之争不应该从本体论出发推出方法论和认识论原则，而应该看到科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更关心的是方法论准则能不能促进科学探究，能不能获得更多研究成果。或者说，科学家往往是从具体的情境出发决定采取何种方法，他们在研究理论物理学或神经生理学时可能会诉诸还原论，但在化学或进化心理学研究中甚至在使用还原论的同时不一定会完全相信还原论。例如，在癌症研究等复杂的领域中，不同的研究进路（如基因研究和组织研究）都可能带来知识的进步，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分离的，目前尚无系统的关联；而这些分离的知识往往是形而上学预设、科学实践和得到研究的现象互动的结果。[32]这显然是一个受到各种条件制约的过程：科学家可能会从某种形而上学预设出发，这些预设限定了研究问题的类型，进一步促使科学家设计有针对性的实验开展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家们往往关心还原论或有机论，但科学实践则首先要受到技术条件和实验发现的制约，有机论者固然可以坚持其研究纲领，但关键在于如何能够设计相应的实验并在实验中观测到有利的现象（如下向因果关系）。在有关化学哲学的讨论中，还原与突现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纠结受到了质疑：还原或突现的解释力是随着具体的问题而变化的，应该将认识论与本体论分开，即关于我们如何知晓世界的声称要与关于世界是什么的声称区分开来。[33] 如果从本体论意义上对现象作出还原或突现解释，即相信被解释的现象所涉及的还原或突现关系是某种固定的本体论关系，就可能导致两类解释的对立。因此，最好将还原或突现理解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对现象采取还原或突现解释不仅取决于世界本身，还与我们所选择的用于描述世界中的关系的方式相关。不论世界在本体论关系上的本性和秩序如何，在赋予它们任何含意之前必须运用语言和理论范畴对其加以解释，而用以描述因果关系的方式在解释中与实在本身所起的作用一样重要，鉴于理论描述的多样性对于同一个实在往往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正是这种描述的多元主义使得像化学这样的“第二科学”（secondary sciences）具有了某种“概念自主”（conceptual autonomy）。所谓“第二科学”的“概念自主”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也无意打破从物理学到化学再到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科学的本体论等级，而只是强调：科学解释不仅仅是在所谓最基本的层次上捕获关系，因为是否为基本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用以框定探索主题的那个描述层次。“第二科学”并不仅仅坐待还原而自有其优势，突现亦非取代既有因果描述而旨在提供一种替代解释。
由这些讨论我们得到的启迪是，科学哲学如果要对科学有所助益，应该反省其自身的思维方式的优势和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考或本体论的预设的作用应该是批判性的或尝试性的，要避免陷入普遍性或一元论的迷雾之中。不论从复杂性研究或系统科学还是从有机论或整体论出发可以批判还原论及其局限，但并不必然就可以找到一种一元论的非还原论或整体论的研究纲领。将世界说成是混杂实在、有机实在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预设，究竟该如何去认识“那个整体”、“那个世界”，或者说“那个整体”、“那个世界”归根结底是什么，都是面向经验开放的问题，都不应该有简单或直接的答案。说未来的科学必须走向某种整体论或者必然出现某种科学革命，如同拉普拉斯说他可以根据初始条件推演出宇宙的一切变化一样，似乎难免陷入独断论或一元论。同样的，科学也不会走向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实际上，科学的未来之路何在，可能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一定是一个恰当的哲学问题。若一定要予以回应，从新经验主义意味的多元主义出发，应该可以看到一个虽然有限、但不乏可能性与变易的知识图景。而未来的科学是否会走向整体论，这种整体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意味的，也都是由科学实践经验决定的开放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从多元主义出发。

注释:

[] [3] [13] [31] Stephen H. Kellert, Helen E. Longino, C. Kenneth Waters(ed.), Scientific Plur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p.3, p.x, pp.26-41, pp.102-131.
[2] [20] N.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科学边界的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第27页；第25-39页。
[4] 转引自B. 费耶阿本德：《征服丰富性——抽象与存在的丰富性之间的斗争的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52页。
[5] 自然种类源于柏拉图的本质主义意味的“Carving nature at its joints”，在当代科学哲学中，对自然种类的主张一般指由科学所揭示的客观事物或过程。
[6] Peter Galison and David J. Stump(ed.), The Disunity of Science: Boundaries, Context, and Power.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1-117.
[7] Philip Kitcher, In Mendel’s Mirror: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Biology, OUP, 2003.p.128.
[8] Steven Horst, Beyond Reductio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Post-Reductio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OUP, 2007. p.124.
[9] H.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236页。
[0] H. 柯林斯：《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成素梅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第17页。
[1] Ronald N.Giere, Science Without Law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7.
[2] R. N.Giere, How Models Are Used To Represent Reality, Philosophy of Science,71(5), 2004. p.743.
[4] 霍斯特又称其为语用（pragmatic）的和认知的多元主义，这反映出一种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旨趣。值得略加辨析的是，在科学哲学走出语法和语义导向之后，所谓语用（pragmatic）和语境（context）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语言范畴，故在不直接涉及语言活动时，汉译为“实用”（如台湾蔡铮云将Pragmatics译为实用学）和“与境”（另一种流行的汉译）似可避免歧义。Steven Horst, Beyond Reductio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Post-Reductio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OUP, 2007.p.122.
[5] Don Ihde, Evan Selinger(ed.), Chasing Technoscien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p.125.
[6] Karl Rogers, Modern Science and the Capriciousness of Nature, Palgrave, 2006. pp.52-58.
[7] I.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UP, 1983. P.262.
[8] [23] A.皮克林编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59页；第69－143页。
[9] J. Persson (ed.) , Rethinking Explanation, Springer, 2007. pp.43-68.
[2] Karen Bard,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 http://www. nchsr.arts.unsw.edu.au/TwoCultures/Barad.pdf.
[22] J.A.惠勒：《宇宙逍遥》，田松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第48页。
[24] R. 柯林伍德：《形而上学论》，宫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第217-250页。
[25] H. Weyl, The open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2. p.31.
[26]J.R.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刘叶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第130－135页。
[27] Ernest Sosa and Michal Tooley(ed.)，2002，Causation.OUP. p16.
[28] Jim Woodward, Making Things Happen, OUP, 2003. P40.
[29] H.Radder(ed.), The Philospphy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3. p.115.
[30] C. Kenneth Waters.Why Genic and Mutillevel Section Theory Are There to Sta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pr 2005; 72, 2.
[32] J.A.Marcum, Metaphysical Presupposition and Scientific Practices:Redutionism and Organicism in Cancer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19,No.1, March 2005,pp.31-45.
[33] Lee McIntyre, Emergence and Reduction in Chemistry:Ontological or Epistemological Concepts？in Synethese(2007)155:337-34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本文经编辑后发表于《哲学年鉴》2008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