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杠杆原理，在企业盈利率高于银行利息率的情况下，负债比重高则ROA高。但印度恰好反过来，这意味着，印度公司的盈利能力是超常的。

　　张军，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主任、教授、博导，国内“制度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2000年起开始关注印度。在他的推动下，2004年3月10日，CCES与印度中国研究院(ICS)联合在印度举办了“中国经济改革25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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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比较而言,印度的竞争力优势何在?

　　张军:两个月前《远东经济评论》谈到了印度模式，认为印度是“发展中经济”中走美国道路的典型。的确，在上市公司的表现中，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过去10年来印度企业的资产回报率（ROA）最高，其资本负债比重却是最低的。按照杠杆原理，在企业盈利率高于银行利息率的情况下，负债比重高则ROA高。但印度恰好反过来，这意味着，印度公司的盈利能力是超常的。

　　《21世纪》：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印度这种独特的竞争力？

　　张军：金融体制的差异是一个重要原因。印度10年前开始经济自由化时重点就放在了金融自由化上面。这与中国的改革策略正好相反。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远在金融部门的自由化被提到议事日程之前就开始了。而金融部门的改革迟迟不能提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不具备一个最佳实践的制度基础设施。法律及其执行、合约及其诚信，这些东西在中国既缺少传统、又没有经验。在中国，金融没有自由化，使得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部门的关系得以持续地发展，限制了中国私人企业的成长空间。

　　印度的金融之所以比较发达，植根于它的制度基础设施。它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而且因为它的法律制度传统与宗教，印度形成了所谓“市场主导的金融体制”，与中国和东亚的所谓“银行主导的金融”相对照。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有利于国家垄断行业的发展，有利于既得利益的企业，即现有的企业；市场主导的金融体制，则有利于创业者的崛起。

　　印度竞争力来源从根本上来说，是制度相关的，不仅是金融，法律和交易都有较良好的制度设施，这都是东亚模式所缺乏的。正因为缺少这些，东亚模式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政府替代，并形成了路径依赖，而这样一来，市场和民间力量就比较弱。东亚是国家资本主义，印度则是民间资本主义，这其实也是印度与中国的最大区别。

　　《21世纪》：除了制度这一基础性因素，印度的竞争力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张军：政府主导体制下，投资和基础设施的拉动下中国的增长速度更快；而在印度缺少这样一个拉动力量，它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生产率的持续改善，而且这种改善主要来自于企业家。印度的私人企业和风险企业之所以成长得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社会积累的企业家精神。今天印度拥有比中国多得多的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和品牌的本土公司。在2002年《福布斯》评选的全球最佳200家小企业中，印度有13家入选，而中国只有4家，这并不是偶然的。

　　据新德里“印度产业联合会”（CII）的一项研究成果，印度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农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在印度“制造业”就是“传统经济”的工业，而“服务业”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制造部门。根据这个定义，印度的GDP增长率当中，“服务业”提供了51%的巨大贡献。印度整个经济看起来比较软，同美国一样似乎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经济，其经济都是企业家创业的历史。

　　总而言之，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由物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扩张推动的，那么印度的增长则是由它的制度基础设施与企业家精神来塑造的。中国的经济实力更多地物化在建筑物（包括厂房）上面，是硬的、看得见的；而印度的经济实力则是由它的潜力决定的，是软的，因而是不大看得见的。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印度人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要多于我们对它的关注，毕竟看得见的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印度现在的经济总量还只有中国的一半，不过，印度的国民储蓄率也只有中国的一半，而印度的增长却正在接近中国。这就为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印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服自己的理由。我们无需、当然也并不认为印度的增长是“标准模式”，但最重要的是，因为印度经济的起飞，才可能让我们多了一只认识我们中国自己增长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