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济变迁包括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最初产生于技术变迁分析，但在制度变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路径依赖理论与进化论、博弈论等相互交融，在所有制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多样性分析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是路径依赖的，受到认知能力、经济体制和政治因素等的影响，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制度安排就可能趋同。

　　关键词：变迁；路径依赖；进化博弈；所有制；公司治理

　　一、路径依赖学说的起源和发展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思想最早见于经济史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A. David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不过当时并未引起重视。八十年代，David与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W.Brian Arthur教授将路径依赖思想系统化，很快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发展最快、应用价值最高的学说之一。David的路径依赖思想来自于他对打字机史的研究。

　　1936年，美国发明家Dvorak博士历经十余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新的键盘，起名为ASK键盘（美式简化键盘，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后被称为DSK键盘），声称比打字机发明者、美国人Sholes 1870年设计的、现在通用的QWERTY键盘效率更高。据说，当初 Sholes 在研制打字机时，为了解决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造成挤塞的问题，故意打乱了字母排列顺序，而按照直到今天仍通行的QWERTY顺序排列。不过，ASK键盘并没有站住脚，慢慢地销声匿迹了，QWERTY独霸键盘市场。David(1985)认为，QWERTY键盘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它最早。这种情况被称为路径依赖。Arthur（1989）教授几乎与David同时形成了路径依赖的思想 ，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经济中的递增报酬与路径依赖的关系。

　　David和Arthur的路径依赖学说问世后，在经济学家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经济学家表示赞同，但也有些经济学家反对。

　　1990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Leibowitz和Margolis批评了David关于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DSK键盘比QWERTY键盘效率更高的断言是由一些有欠缺和值得怀疑的证据支持的，而且，工效学的研究证明，Dvorak的发明并没有太大的、科学上可以信赖的优点。QWERTY键盘只所以存续下来，不过是打字机生产者之间激烈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从90年代开始，North、Stark、David 等人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由技术变迁转向制度变迁，提出了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Campell、Hausner、Federowicz? 、Vincensini 等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对制度性路径依赖不同机制的解释做出了贡献。青木昌彦等人则试图用进化博弈论解释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North(1990)认为，制度变迁受四种形式的报酬递增制约：（1）制度重新创立时的建设成本（set-up cost）；（2）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3）通过合约与其它组织和政治团体在互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4）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North的总体分析框架是经济史的。他试图解释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别或绩效差距。在他的诺贝尔演讲（North ，1994）中，他提到经济史中的路径依赖与发展差距有关：由于所有国家不是平等发展的，一般来说，那些欠发达国家赶不上发达国家，因而历史是路径依赖的。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North，1997）中，针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他提出路径依赖就是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定型（shaping）并约束可能被锁住的制度路径的事实。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Stark(1992)是最早把路径依赖用于后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私有化战略研究的学者之一。尽管他声称他的灵感来自于David 和Arthur，并接受了他们缓慢的、受约束的变迁的思想，但他仍有意无意地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私有化战略受制度遗产的约束。他反对后社会主义的转轨会在制度真空里发生的观点，强调制度变迁的进化本性。

　　David(1994)也是较早注意到技术上的路径依赖和制度上的路径依赖差别的学者之一。但他认为路径依赖的三个成因（技术的相关性、规模经济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对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是一样的。当制度逐渐演进并且不被看作是资源配置问题的有效解时，制度就是路径依赖的。David的制度上的路径依赖概念只包含了渐进的变迁，很少涉及激进的变迁，因而他的分析没有引起制度经济学家们的注意。

　　Campell(1996,1997)承认激进的变迁也可能是路径依赖的。Hausner等人(1995)接受了制度的路径依赖观的核心，即制度进化受制度遗产约束，同时又声称这种模式不能解释引起锁住的机制。他们认为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的路径定型（path dependent path shaping）”的结果。Federowicz (1997) 批评了单纯强调作为变迁障碍的制度遗产和解释激进变迁的有限才能的观点，提出后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只能用与路径依赖相伴的所谓的“可预见的制度（anticipated institutions）”的技术作用来更好地理解。他认为，路径依赖对理解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必须加上技术的或“路径发现”的要素，即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对制度变迁的预期。

　　法国巴黎大学的Vincensini(2001)则接受了一个路径依赖的包容性定义，认为制度遗产和战略性路径定型行为引起的“历史事件”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作为一个受制度遗产约束和可能导致锁住的战略行动影响的历史累积进化过程，与技术上的路径依赖有一定的关系，但两者涉及制度的程度不同，有独特的机制，并可以由路径定型加以调和。Vincensini提出了影响和决定制度上的路径依赖和路径定型的三种机制，即：经济体制、认知能力和政治因素，并把他们用于所有制结构的分析。

　　由Von Neumann 和 Oskar Morgenstern 于上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由于引进Nash均衡概念而活跃起来的博弈论在80年代经历了一场“策略革命”，非合作博弈学说逐渐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工具。到90年代，博弈论研究的重点已经由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识转移到进化模型，从而诞生了进化博弈论。青木昌彦是将进化博弈思想用于制度变迁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从进化博弈的角度，把制度看作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common belief）的一个自我支持系统，这样，制度变迁就可以理解为参与人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信念在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上发生的变化。青木昌彦（2001）认为，系统内的变迁更可能由激发内部变迁的外部大冲击引起，而不是连续的、逐渐的。在制度的关键转折时期和随后，主观博弈模型的重建会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施加一定的约束，这就是路径依赖。他所说的主观博弈模型假定个体参与人不具有技术决定的博弈规则的完备知识，对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和环境状态也做不出完备的推断，所有的参与人都把制度看作是有关的约束，并据此采取行动。

　　Witt( 2000)则把制度变迁看作是习惯（convention）或协调（coordination）博弈的参与者之间策略互动的变化。这种博弈以均衡点的多样性为特征，用动态的观点看，与路径依赖现象有密切的联系。在由目前已获得的选择机会的分布引发的基本（underlying）博弈中，对采用某一策略的概率的偏爱（bias）使得制度变迁过程趋同于或被锁定于博弈的一个均衡点。

　　历史的路径依赖和非路径依赖（independence）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路径依赖学说不断模型化的同时，国外不少学者还研究了进化博弈中的历史非路径依赖。Sandholm（1998）以简单协调博弈为基础，把产生历史非路径依赖预测的进化博弈分为三种模型：随机稳定性模型、局部互动（local interaction）的随机稳定性模型和廉价交谈（cheap talk）模型。Sandholm 认为，虽然这三种模型都体现了随意性（randomness），但只有局部互动模型才能产生可信的历史非路径依赖预测。因为一种习惯一旦建立起来，局中人就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善其支付，也就不会有战略性变化出现。

　　二、所有制和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按照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在成功地由技术变迁转移到制度变迁的研究后，又被一些学者用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等现实问题的分析。

　　Jones和Mygind（1999）考察了爱沙尼亚私有化以来所有权结构的变动，结果发现，尽管存在大量的路径依赖，重大的所有制变迁还是发生了。他们通过对爱沙尼亚进行的经济计量学研究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惯性在所有权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二，大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可能由外部人拥有所有权；第三，经济绩效在所有制变迁中不起决定性作用；第四，大的少数所有权股本（minority ownership stakes）提高了最初的多数所有权变化的概率，即与内部人持有的少数所有权相比，当外部人取得少数所有权地位时，他们更可能最终采取多数所有权。

　　Bebchuk 和 Roe（1999）把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所有权结构型式有着重要的路径依赖根源，这种路径依赖使一个国家的所有权结构型式部分地依赖于早期的型式，当这些国家早先的所有权结构由于不同的环境或历史事件而存在差异时，即使后来经济变得很相似，这些差别也会存续下去。

　　Bebchuk 和 Roe还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路径依赖：一种是结构驱动的（structure-driven）路径依赖；另一种是规则驱动的（rule-driven）路径依赖。所谓规则是指治理公司与投资者、利益相关者和经理人员之间以及他们内部关系的所有法规，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法，而且包括证券法和治理破产、劳工关系及金融机构的法律的相关部分，它们本身是路径依赖的。

　　Bebchuk 和 Roe认为，所有权结构的选择在两种现在具有相同公司规则而开始时具有不同的所有权结构的经济中，可能是不一样的。先前的结构影响后来的结构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寻租。一个公司有效的所有权结构通常是路径依赖的。由于适应性沈淀成本（sunk adaptive costs）、网络外部性、互补性、多重最优（multiple optima），供选择的所有权结构的相对效率部分地依赖于这家公司或同一环境中的其它公司刚开始时的结构。现有的公司所有权结构即便不再有效率，由于内部的寻租，也会具有充分的存续能力。那些享有控制权的当事人会阻止那些可能减少其控制的私人收益的变迁，即使这些变迁是有效率的。只要那些阻碍所有制结构转型的人不负担结构存续的全部成本，或者不获取有效率变动的全部收益，已有的无效率的结构就会存续。

　　Bebchuk 和 Roe用于解释法律规则路径依赖的原因也有两个：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利益集团政治。首先，即使假定法律规则只为效率的原因而选择，初始的所有制型式也会影响可供选择的公司规则的相对效率。有效率的规则集依赖于一个国家现有的公司结构和制度的型式；其次，一个国家初始的公司结构型式会影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公司规则的过程中的权力，企业内部的地位优势将转化为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优势，这种效应会强化初始的所有权结构。Bebchuk 和 Roe分析了阻碍所有权结构趋同的其它原因，如企业的性质和市场的差别，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差别等。

　　Schmidt和Spindler（2000）同意Bebchuk 和 Roe对趋同论的怀疑，同时又认为他们的分析存在不足。Schmidt和Spindler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依赖：一种是基于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或转换成本作用的路径依赖，如Roe(1997)举的“弯路”的故事 ；另一种是从进化生物学中借用来的概念，指作为进化近视（evolutionary myopia）结果的路径依赖。这两种概念对公司治理快速趋同问题有不同的含意。Schmidt和Spindler引进了互补性概念说明路径依赖的成因，认为由互补成分组成的公司治理体制的动态特性使得向最优公司治理体制的快速趋同不可能发生。

　　三、中国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
　　上述学说对分析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而产生的。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开始，首先在四川，然后面向全国，推行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留利改革（简称扩权让利），随后又于80年代中期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经理）负责制。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逐步下放到企业行政负责人手中。因此，这一阶段可看作是经营管理权的私有化阶段。当时，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不触动生产数据所有制的前提下，将经营权私有化，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

　　第二阶段，以1992年7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颁布和实施为标志，开始进行“转机建制” ，重点是确立国有企业的法人地位，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企业控制权逐步下放到企业，由董事会行使，国家（各级政府）作为大股东，保留了出资人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开始生效。此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公司的两种基本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股东以其出资额或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第三条）；“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第四条）；“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五条）。此法还规定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式，即决策（董事会）、监督（监事会）、执行（经理人员）“三权分立”。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都要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监事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职工代表，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从此，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司化。公司化的实质是控制权的私有化，由国家控制转移到个人（董事）控制。
　　第三阶段，从1997年开始，中共15大重新阐述了对公有制和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认识，明确表示国有经济要从非关系国计民生行业和一般性竞争行业“退出”，缩小战线，通过改制和资产重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多元化。尽管文件区分了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实际上这是股权私有化的一个信号。到目前为止，中国原有的国有中小企业绝大多数被改造成为职工持有股权的股份合作制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部分拍卖转让给非公有制经济，大型国有企业被改造成为国有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公司，少量特殊法人企业和行政性公司被改造成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随着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和企业的增资扩股，国有经济的股权逐步被稀释。

　　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实际是路径依赖的。1979年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历史小事件”，将国有企业改革锁定在产权改革的轨道上。尽管现在看来，下放管理权限并不是最优的选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因为受到旧的经济体制的束缚、人们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和原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约，当事人（改革者）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扩权让利的过程中，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尚未改革，政府职能尚未转变，中央下放给企业的权利被既得利益集团层层瓜分了。为避免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对企业的干预，中央决定把农村的承包经营引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承包制虽然暂时解放了企业生产力，但从长远看导致了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当时，许多企业实行掠夺式经营，竭泽而渔，不考虑企业发展后劲和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当产品供过于求、市场疲软时，企业竞争乏力的弊端马上显露无遗。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视野开阔了，认知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加上三年的经济萧条证明改革之路是不可逆的，当事人不得不借鉴国外的经验，实行股份制，将企业控制权交给董事会，藉以明晰产权关系，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由于原有制度结构的惯性作用和利益集团的内部冲突，国有企业改制大多采取了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方式，原来的经理班子和董事会成员基本重合，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身二任（少数公司除外），“一把手”的权威有增无减，监督机构形同虚设，企业领导人腐败问题频频出现。而且由于一、二把手（甚至三、四把手）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企业经营者为了保住官位，不得不四处活动，产生了大量的“寻租”。为了从根本上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减少政府直接治理的成本，国家开始实施股权私有化，一方面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股权结构多元化，并从一些行业中战略性退出，另一方面部分企业由经营者和管理层持股，试图让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一致，以符合“匹配”的逻辑，同时转嫁一部分剩余风险。股权稀释后的国有企业并没有有效地解决代理问题。由于目标不一致，且信息不对称，外部股东和国家的利益时常受到损害，资产流失、作假成风。于是，公司治理提上了官方的议事日程。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了“公司治理”的概念，提出“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2002年1月7日，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准则》，阐明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实现方式，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所应当遵循的基本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等内容。十六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继续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治理采取了激励与监督并举的方式。在经营者的激励上，采取了年薪制、股份或股票期权奖励、荣誉和政治地位等多种激励手段；在监督方面，采取了多元监督体制，外部有强制性信息披露和政府职能机构监管，内部有董事会、监事会、工会、党委会制衡。这种体制是世界多种治理模式调和的产物。比如在董事制度方面，中国既接受了德国的双重董事会制度：在执行经营职能的董事会之外设立监事会；又受到日本商法的影响：监事会规模不大且处于从属地位；同时借鉴美国经验，引进了独立董事；而在实际操作上保留了中国特色：党和政府牢牢控制着董事会。这些安排可能是缺乏效率的：一方面多元监督增加了监督成本，因为这些监督手段之间有些是替代的关系，而不是互补的关系；另一方面，政治性遗产、制度性遗产和结构性遗产共同造成了路径定型和路径依赖，公司治理沿着原有的轨道进化，而没有向着预期的有效率的方向变迁。但这些安排是现实的产物，是由目前人们的认知能力和社会体制决定的。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虽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瓦尔拉斯均衡），但却是局部最优的（进化稳定均衡）。一旦人们的认知能力提高，制度环境改变，进化路径可能就会改变，公司治理会向着最优的方向趋同。

　　结　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或启示：

　　第一，由于技术和制度是进化的，路径依赖的定义也是在进化的。在David 和Arthur那里，路径依赖是指技术选择的不可预见、被锁住和缺乏效率的情况；在North那里，路径依赖是指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定型并约束可能被锁定的制度路径的情况；而在青木昌彦那里，路径依赖是指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所决定的主观选择模型继续认同旧的基本制度结构，导致旧制度在新政权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的情况。

　　第二，造成路径依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路径依赖既可能由技术上的原因引起，也可能由制度上的原因引起，还可能是参与人主观认知上的原因造成。初始状态、递增报酬、突发小事件、转换成本、有限理性、多重均衡、利益集团政治和知识累积等是认识和分析路径依赖的重要工具。

　　第三，研究路径依赖理论，既要重视历史的路径依赖，也要重视历史的非路径依赖（独立性）。无论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和非路径依赖都是同时并存的。

　　第四，运用路径依赖理论研究我国的所有制变革和公司治理变革，应把重点放在“路径发现”和“路径定型”上。（研究方向中研究目前民营企业的“路径发现”和“路径定型”，从中选取最佳的路径出处）一方面要比较不同改革路径的成本和收益，从中选取最佳的路径，另一方面要提高参与人的认知能力，及时清除进化路径上的障碍，避免被锁住。

　　参考文献
　　青木昌彦,2001,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