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在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康熙、乾隆年间，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身价百万白银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
　　徽州商业经济中，以盐、茶、木、典当四大行业最盛。其中，盐业为首。据记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
　　徽商财大势大，出现了众多著名商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便是代表。

　　徽文化的力量
　　《中国商人》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促成徽商兴起与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栾成显(以下简称栾)：徽商兴起与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地少人多的矛盾，文化教育的发达，儒家思想的影响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可得出如此研究结果：经商的成功与否固然与商人的能力有关系，但市场和商品却是更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而市场和商品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制约。
　　无法否认，市场和商品，以及地理环境，都是徽商兴衰的重要因素。

　　记者：促使徽商兴起的诸多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又是哪一个？为什么？
　　栾：有研究者认为：对徽商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离徽州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即徽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占了离长江三角洲较近这个地利之便而已，强调徽州与长江三角洲的地理优势。
　　的确，就地理位置来说，徽州虽地处山区，但它北靠长江，南联赣粤，下通苏杭，距离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不遥远。这样的地理位置对徽商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有利条件。
　　但这并不只是徽商的幸运。因为相比之下，那些处在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区本身的商帮，如洞庭商帮、宁波商帮等，他们应该更幸运，长江三角洲对于他们更有利。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如徽商一样兴起呢？
　　还有，当时与徽商齐名的晋商所处地理位置，并不在长江三角洲的附近，对其兴起又应如何解释呢？
　　从商业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考证出地理环境并非徽商崛起的决定条件。
　　作一历史考察则不难发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地理环境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了。
　　众所周知，徽州商帮作为一个商人集团的崛起，是在明代中叶(16世纪)以后。正是在徽商兴盛的明清时代，市场和商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重大变化。
　　史籍所载表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主要民生用品如粮食、棉花、棉布及丝织品等商品化程度的增大；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商路的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鎮的增加；大商业资本的兴起等等。
　　总结起来就是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所谓全国性市场，即是超出了区域市场的范围，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因而地理环境对商品和市场的制约大大地减弱。这一点，在徽商崛起的明清时代是绝不应忽略的。
　　当然，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徽商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成为徽商崛起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大环境，谁的买卖都做不成。
　　但这个契机对于当时所有商人与商帮，应该说是均等的。
　　商品与市场也好，地理环境也好，虽然都是重要因素，但不难看出，它们皆属客观条件，若将其作为徽商兴衰的主要原因或决定性因素，至少不够全面，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在创造历史时固然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人是历史的主体。当解释人类历史各种现象时，不能只讲客观条件，而忽视人这个主体。谈到徽商兴起与成功的原因，不能不从徽州与徽商本身方面进行探索。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作为商业活动的基本要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商品和市场，二是资本 即交易资金，三是人力资本即商人本身。人们往往重视商品和市场，重视资金，而对人力资本有所忽视。其实，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力资本在商业活动中至关重 要，往往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尽管商品生产和市场十分发达，尽管交易资金颇为雄厚，而没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商业活动亦难成功。即使商品和市场尚待开发，即 使交易资金不足，而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仍可打开局面。

　　记者：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栾：从南宋罗愿所撰《新安志》中可以看出影响徽州文化形成的有两大因素。
　　第一是文化融合的作用。先秦时期，可以说是徽州历史上的土著文化时代，即属于南方游耕文化的山越文化时代。从秦汉至隋唐在徽州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文化融合与转型的时代。
　　它的出现，一是由于自秦以后，徽州正式划归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设官治理，实行教化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促进了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二是东汉以后北方人民为避战乱而多次南迁的移民活动。迁徽士民之中甚至有众多的世家大族。
他们聚族而居，严格维系原有的宗族组织不变，又特别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承，这就原封不动地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徽州，使之直接继承了中原的先进文明。
　　这对徽州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在文化方面，它使徽州重视教育，崇尚儒学，益向文雅。
　　宋元以来，朱子理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徽州文化中，原来山越文化的影响还存在。比如其风俗“尚气好胜”、“刚而喜斗”，等等，不能不说是山越文化的遗风。
　　第二是地理环境的影响。
　　从徽州的地理环境来说，就区位而言有占优势的一面，然而，在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的时 代，山多地少的环境无疑是一种劣势。生产劳作方面，徽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是极为艰苦的，甚至是恶劣的。然而，徽州人正是在这种“恶衣食”的环境中得到了锤 炼，它使徽州人身上具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所以，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造就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

　　记者：徽文化如何影响了徽商？它给徽商输入了什么核心价值？
　　栾：当时徽文化的精神层面异常先进。诸如开拓进取的移民风尚，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等。
明清徽俗有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即徽人很早就外出经 商。相比之下，有些地方的条件与徽州不相上下，同样艰苦，但人们宁肯老死故里，也不愿外出求生。而徽人能够“十三十四，往外一丢”，而且成为一种风尚，这 绝不是当时任何地方的人都能做到的。
　　早期北方众多士民迁入徽州，至明清时代，徽人又大批外出经商。迁入徽州是走进来，经商是走出去，无论是进来还是出去，都是一种移动。在徽人身上明显具有一种开拓进取的移民风尚。
　　同时，徽人外出，多四处经商，或科举出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显然是由于徽人身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宋代以后，徽州为程朱阙里，号称东南邹魯，是当时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教育普及程度高，从而培养了从事经商活动所必须具备的文化基础。
　　虽然这些文化现象在其它地方也可以找到，但是，徽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将其定义为徽州文化精神层面的一些特点并不为过。
　　总之，由这些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即徽商本身所具有的素质，是一种特殊的优势，与其他地区的商人相比较，它使徽商在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因此，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所形成的具有优势的人力资本，是徽商兴起和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商业的力量
　　记者：徽文化能够取得如此灿烂繁荣的局面，其原因在哪些方面？
　　栾：明清时代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中，诸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州刻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三雕、徽州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等，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它们既有地方文化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
　　徽州文化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是以当时徽州经济的繁荣昌盛为基础的。没有经济的繁荣，就不可能有文化的昌盛。而徽商对明清徽州经济发展的贡献最为巨大，说徽商的成功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并不过分。
　　徽商不仅通过发展经济促进文化繁荣，而且由于经商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对很多文化事业直接投入大量财力，这也是徽州文化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徽商的成功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彰显了经济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这个真理。

　　《中国商人》：徽商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当时的社会变迁起了哪些作用？
　　栾成显：众所周知，徽州宗族势力极为强大，最重宗法，是保留传统最多的一个地方。历 史渊源久远的佃仆制在徽州一直延至明清时代。在那里，程朱理学被视为正统，备受推崇，家喻户晓。然而，就在这样一个以正统闻名、最为传统的地方，由于明中 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明代《歙志》编者将明中叶以来的社会变化，比作一年之四季，说明变化之明显。弘治之 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妇人纺绩，男子桑蓬”，一派典型的自然经济景象。正德末、嘉靖初，“出贾既多，土田不重”，“东家已富，西家自 贫”，商业开始发展，自然经济受到打击，两极分化出现。嘉靖末、隆庆间，“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产自无恒，贸易纷纷”，商品经济 迅速发展，两极分化已经严重。
　　直到万历前三十年，“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财富更加集中，大商人资本出现，并且握有了统治的力量。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出现了动荡不安的迹象。在今天看来，贫富分化的严重其实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动荡不安的出现无疑显示了社会变迁的前兆。
　　正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巨变，才使数千年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初曙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变迁，这是一个明证。

　　成也儒商 败也儒商
　　记者：近代以后，长期繁荣的徽商迅速衰落了。当时徽商已经具有相当深厚的经济实力，为什么他们没有完成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呢？
　　栾：徽商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变，咸丰兵燹打击，近代市场经济的冲击，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市场与商品的变化等等，都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不难看出，这些原因都是由于清中期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所致，属于客观原因。

　　记者：对于同样经商，为什么有的商人如广东商人、江浙商人能够后来居上？而徽商却败退下来了呢？该如何解释徽商的衰落呢？
　　栾：有人认为，徽商衰落的原因是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徽商衰落的影响的确存在，但把它说成是决定性原因，并不准确。
　　随着时代的前进，道路的开通，交通工具的进步，地理环境的影响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 来越小。同样，地理环境对市场与商品的影响，也是如此。徽商兴盛之际，他们所经营的商品已主要不是来自徽州本土，经营活动更是遍及全国，徽商的市场是全国 性的，地理环境对市场与商品的影响已变得次要。到了近代，这种影响应该说更小了。很明显，地理环境，乃至市场与商品，都不能说是徽商衰落的决定性因素。
　　徽商没能实现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也不是因为资本不足。徽商在兴盛的几百年里所积累的资金是惊人的。徽商已是当时大商业资本的一个代表。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崇祯二年休宁程虚宇立分书》所载，明末仅仅率东程氏 程虚宇本家就拥有典业资本白银8万余两。参照有关族谱，可知明末率东程氏族家族已是门派众多，像程虚宇这样的家庭不下几十个，并多在各地经商治贾。所以， 明末就整个率东程氏而言，就为藏镪百万的富商大贾。
　　白银百万两甚至千万两，这在今天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何况在那个时代。大徽商积累的资本富比王侯。徽商没能实现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并不是因为资本不足。
　　由传统商业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并非经营方式上的简单改良，而是体制上的根本变革。 这种体制上变革，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客观的环境基础，也要有合格的人力资本；既要有资金等物质条件，又要有文化观念上的准备。而文化观念 上的转变往往是首要的。文化本是体制之母。正是在这一点上，徽商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就徽商的身份而言，一些大徽商并不是纯粹的商人。他们或是商人兼地主，或是商人兼官僚，或是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
　　徽商这个群体，与封建势力非但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反而需要紧紧依附于封建机体之上。一方面是当时大商业资本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封建性很浓的商帮，这就是徽商所扮演历史角色的两重性。特别是它“贾而好儒”，以“儒商”著称。
从整体上看，相较于商，徽商还是把儒放在第一位的。在徽商的头脑中深深地渗透着儒家思想文化和传统观念。虽然儒家思想文化在徽商兴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儒家的思想文化中，又存在十分保守的一面。
　　他们的世界观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儒家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是唐尧禹舜，言必 称三代。一切进步的东西都是古已有之。就连18世纪走在中国前列的大思想家徽人戴震，也没能完全摆脱这种局限，他最后也是主张“西学东源”说的。至于一般 的徽商就更不用说了。儒家的这种保守思想严重地阻碍人们接受新事物，是体制转变的首要障碍。清中叶以后，在中国和世界形势都发生巨变的时代，在由传统向近 现代转型的这样一个时代，满脑子儒家教条的徽商怎能看清当时的形势，又怎能认清自己的前进方向呢？
　　实际上，无论是历史实际，还是现实社会，经济与文化二者不能截然分开。经济本以文化 为底蕴，文化又以经济为基础。徽商经济上的成功铸就了徽州文化的辉煌，经济对文化发展的作用不言自明。而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徽商是成也儒家文化，败也 儒家文化，文化在徽商兴衰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晋商之死的启示
　　日前，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的《晋商之死》甫一面市即引起纷纷争议。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让晋商死去？书中一些论点也是足够刺激人，比如历史上和 今天的“晋商都是吃资源起家”的，“晋商都是九毛九”等观点颇显极端而引来骂声一片。那么在全国各地的商帮热潮起潮涌之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出现， 《中国商人》杂志就本书提出的一些观点与作者木萱子进行了深入交流，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当一种东西让全民痴迷的时候，也许就脱离了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商人：一些晋商朋友看到《晋商之死》这本书觉得受不了，也有不少质疑。我抽时间翻了一下，发现你在这本书中反思的不只是晋商的问题，而是把“晋 商”当作一个标本来讨论当前各地民营经济及民间商帮（商会）发展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但有很多读者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拿晋商来开刀？
　　木萱子：坦率说，写这本说是因为我对晋商有感情。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上的晋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首，而且在今天从商帮文化现象上来说，今天的所谓 新晋商也是各大商帮中最活跃的商业群体之一。选择晋商来作为反思当前民营经济和商会发展的一个参照系，尤其是把历史上晋商的贡献和今天“新晋商”的作为比 较，更容易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拿谁来开刀的问题，不能因为我们对一个商业群体有好感，就回避它存在的问题。当前有太多文化人出版了各 种关于当前各地商帮和企业家的书，总之给人一个印象，一些企业家，一些商业群体的成功，是因为他们的勤劳、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德行，好像这些人一生下来就 是含着金汤勺长大，他们不获得财富和地位是不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勤劳、吃苦、个人的信用和德行，这是一个商人最起码要具备的素质。
　　就晋商的情况来说，历史上的晋商给子孙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晋商在五百年的商战实践中积淀了太多的商业思想与精髓，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 的精华并发扬光大，尤其在目前中国太缺乏商业精神与商业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下。晋商其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 息的经营精神等至今彰显光芒，让后人慨叹的同时学习借鉴。
　　但是，当一种东西让全民痴迷的时候，也许就脱离了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当全民狂热地沉浸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背后，也许恰恰有难言的痛楚与心 酸，狂热的背后往往是无法面对的现实，是一种无望式的自慰；当一种思想让他的追随者不加思辨地反过来倒过去挖掘深度与意义的时候，也许就恰恰缺失了传承与 发扬过程中应有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怀旧心结，留恋过去的辉煌，向后看，都是一种裹足不前内敛自守畏缩惧怕的社会心态，而非开拓创新精神； 任何狂热痴迷则是因为自己的精神萎靡得太久，已经缺乏自立辨析质疑的思想与勇气。
　　总之我觉得人能一直站在功劳薄上怀念过去的辉煌，不能总躺在所谓的历史与传统上，唱祖先骂孩子叹现在，不能总是唱那曲魂牵梦绕的苦情戏。
　　在晋商热中，在全国性的商帮热中，我们选择了拨开晋商文化的灿烂与厚重泼凉水。我们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展现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背后的东西。

　　就像晋商曾经的辉煌一样，晋商吃资源起家、媚事权贵、官商勾结等诸多劣迹，也是历史事实
　　中国商人：你对明清时期晋商的成就有一些总结和分析，比如当初涉足商场的老晋商们是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考学考不上，地穷不养人，人又胆小不敢通过造 反来控制政治资源，所以只有经商一途。但是话说回来，一个地方的弱势群体完全靠自己的惨淡经营发家致富，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能说有什么错吧？也不能说他们没 有造反没有杀人放火给社会制造动乱就认为他们的致富之路不够高端吧？
　　木萱子：对于晋商在历史上的成功，我们分析它的原因时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同时我们总结晋商的历史贡献和它的成败之道，不能不涉及他们的自身条件，但这种分析不包含价值判断。实际上我总体上是肯定了晋商在历史上的成功，同时又不回避它的缺陷。
　　晋商崛起于明清之际五百年间。这期间，由于山西在大的朝代兴替中处于优势的战略地位，陕西当时有储量丰富的盐池，同时在以明朝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和以游 牧地区的满族集团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导致食盐、粮食、草料等战略物资的供应以及必要的边境贸易成为最大的问题。而晋商刚好把握了这个历史性的机遇， 所以说它吃资源、媚事权贵、官商勾结、内部的争权夺利等经营手段和特点这都是历史事实，包括晋商广为人赞誉的“诚信”，也都是有条件的，是有功利性的，这 些地域和商帮的群体特点，既可能帮助晋商走向成功，也可能在更大的历史选择前面使其走向整体性的崩溃。
　　 同时，我在这里澄清一个问题，一个人靠自己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智慧合理合法地获取财富，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应当肯定的普遍价值。

　　中国商人：1990年代以来，各地商帮、民间商会快速发展至今已经走向联合，比如晋商联盟已经形成，浙商、温商也开了多次全国性，甚至“世界温州人大会”，这样一些商业组织的出现，应该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你的书中对这些商会多有不同意见，这是为什么呢？
　　木萱子：我始终认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应该是精神独立、组织结构上比较开放的。而我们这十多年来的商帮热表现出的特点过于地域化，条块化。我 组略统计过，当前公开号称商帮的目前在中国不下六十支队伍，就连商帮类的媒体，公开面世的竟然也达到了近三十家，而北京一个地方就成立了四家晋商商会性质 的组织。这些地域化、条块化商会大量出现，我觉得只能营造一些表面的热闹，实际上各商会之间，各商帮之间缺乏横向联合，在产业和行业的规范上也没有发挥出 应有的引导作用。就晋商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乔家大院》、《立秋》、《走西口》、《汇通天下》、《龙票》、《白银谷》、《晋商》这些内容上大同小异地的影 视剧泛滥成灾，除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们看到的“新晋商”新在哪里呢？到底对晋商历史上的优秀精神和商业智慧继承了多少，甚至有没有正确的理解都是一 个问题。

　　山西人与其抱着祖宗大腿炒剩饭，还不如好好向温商学一学
　　中国商人：那么在当前各地商会和商业群体中，你认为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优秀的？
　　木萱子：值得寄于厚望的我认为温商算一个。温商没有老祖宗的讨饭棍可以依靠，没有能源和资源可以依靠，他们三十多年来的发达之路可算是真正的白手起 家。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从他们创造的很多第一中，你可以发现他们的商业眼光，和个性鲜明的商业精神。我倒是觉得山西人与其抱着祖宗的大腿 炒剩饭，还不如好好向温商学一学。

　　中国商人：实际上温商现在也面临不少问题。比如从春节之后开始，温商又在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扫楼行动。这一方面来说可以看作温商的选择是理性的，因 为他们的制造业本来就产能过剩，外需下降，内需不足，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明显是送死，存银行则会大量缩水。用这些钱买房既可以套来更多的贷款，拿银行的钱 办自己的事，又可以使现有的资产实现保值。但另一方面，这种投机性的选择也表现出温商未来前景的不明朗。
　　木萱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以说古来如此。当前的体制就是这样，几万亿热钱投下去，民营企业没见着几个。内需市场又动不起 来，温商总不能坐着等死吧？我觉得温商大规模介入楼市，正可以看到他们对商机的把握先人一筹。起码通过投资楼台市，他们的资产实现了保值和增值，等宏观经 济情况好转，他们可以有充足的现金实现更大的作为。商人都是这样，无利不起早。所以要说他们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有投机性，我觉得也许不能说是最优的，起码也 是次优的选项。

　　中国商人：你认为什么样的商业群体和商业组织为当前的中国所急需？
　　木萱子：首先是要有很好的商业头脑，对商机有敏锐的把握；其次，要有合作精神，最根本的当然是对待财富的价值观。其他哪些仁义道德、诚实守信、勤奋节检等等作为一个商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我觉得不需要强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