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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
一、基本信息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51年
籍贯：上海
所属行业： 娱乐传媒
职务：董事局主席
排 行 榜：2009胡润中国富豪榜第位432位
财富： 25
二、基本简历
刘长乐，一九五一年出生于上海，一九八零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以至高级管理人员，多次参与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多次获优秀新闻大奖。
刘长乐目前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也是南京大学的校董。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刘长乐在香港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合作创办了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并于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刘长乐担任该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凤凰卫视在刘长乐的带领下，庞大的环球市场加上成功的扩展策略令凤凰卫视由单一频道发展为多频道的平台。到目前为止，凤凰卫视拥有中文台、电影台、资讯台、欧洲台和美洲台五个频道。现在，凤凰卫视通过亚卫三号S.EUROBIRD卫星，美国DIRECTV及ECHOSTAR卫星直播平台，已覆盖了亚、欧、北美、北非等95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也进入了有线电视和NowTV宽频网，成为公认的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语媒体之一。
2008年，刘长乐先生与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对话录《包容的智慧》一书一经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评价。
1951年出生于上海。
1970年他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去了兰州制药厂，半年后参军，在辽宁锦州第四十集团军当兵。
198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
198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高级管理人员。
1988年移居海外，在中国本土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
1996年3月31日，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
2000年6月30日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出任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至今仍担任北京广播学院的客座教授一职，亦是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
近两年入选“20位中国企业领袖”、“中国最受尊敬企业50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第10名。
2008年1月18日，在由传媒杂志社主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上，刘长乐获“2007年度中国十大传媒创新领军人物之特别贡献奖”，成为2007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传媒领袖。
三、经典案例
凤凰卫视正式开播于1996年3月31日，在十多年时间里，凤凰从一家娱乐电视台，逐渐成长为颇具公信力的新闻媒体，其所昭示的若干规律，可以给从事新闻实务、新闻研究，及其他各种与新闻传播工作有关的人员以启迪。
全球华人媒体
凤凰卫视创办伊始就面临着非常残酷的市场竞争，在香港本地，亚视和有线占据了绝对优势，凤凰卫视作为后来者，自然难以撼动其地位，所以凤凰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有所突破。
凤凰卫视的“泛中国化”定位是不计较与香港的亚视和有线争夺港粤本地市场，而是直面全球华人，坚持用普通话播报是非常重要的特点，粤语在粤、港、澳地区虽然是主流方言，但是对于一个全球化定位而且以内地为主要市场的媒体而言，过强的地域性则会成为服务于全球华人定位的致命伤。摆脱了粤语地区狭隘的地域性限制，是凤凰成功的第一步，所谓“有舍有得”，凤凰在粤港本地收视并不高的情况下却赢得了更多更大区域尤其是内地市场观众的青睐。
1996年3月，凤凰卫视中文台开播,覆盖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整个泛亚地区；1999年8月，凤凰卫视欧洲台在英国伦敦正式开播，全面覆盖欧洲25个国家。凤凰卫视欧洲台的建立是凤凰卫视开始走向世界的第一步；2001年1月，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凤凰卫视美洲台同时开播。凤凰卫视美洲台成功地在美国落地。仅四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个华人受众最广泛的华语卫星电视，就从单一频道扩展成为多频道的卫星电视平台覆盖了亚太、欧美、北非七十五个国家和地区。
凤凰在发挥自己“拉近全球华人距离”的纽带作用的同时，也一直力图传达着凤凰的“大中华”理念。海外华人虽身在海外，但大部分人有着浓厚的中华情结，“大中华”理念能让他们有找到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凤凰卫视也成为实现这种归属感的重要媒介。凤凰的品牌内涵也就要远比一个媒体丰富得多了。
成功转型
凤凰卫视1996年开台时，只有一个中文频道，每天首播7、8个小时，其中自制节目不到1个小时，主要是“相聚凤凰台”、“人间万象全接触”等缺乏冲击力的栏目，只是一个以娱乐为主辅以时事资讯的"中文娱乐台"，在众多的境外落地电视台中品牌形象不清晰，淹没在诸如香港翡翠台、香港无线电视台等众多境外娱乐电视台中。公共影响力乏善可陈。
凤凰卫视创办的第一年中，主要以转播大型颁奖礼、晚会制造声势、树立影响。例如，96年4月28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独家向亚太地区现场直播“第十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5月1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首度与大陆重要传媒北京电视台合作，向亚太地区现场直播“96北京国际电视周”闭幕晚会盛况。
凤凰卫视最早接触新闻是在1997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凤凰卫视之前于1月份在香港及亚太地区首播了12集有关邓小平一生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再去播放正在进行的台湾方面的娱乐节目显然并不合适。中国人更多地需要了解邓去世后海外对于中国的看法与立场。刘长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当天始至2月26日，中文台连续七天用直播方式报道了内地及香港人士悼念邓小平的情况。其正面的评价与客观真实的立场，使凤凰卫视在众多的媒体中脱颖而出，大陆监管方面也没有提出质询。
考量到7月份的香港回归事件，凤凰卫视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性的东西需要找到一个栏目进行包容，因为你不能再将香港回归这样的时政大事放在《相聚凤凰台》这样的娱乐节目中。但大陆方面仍然对于新闻资讯类的节目没有放开监管。就决定叫《时事直通车》。
从那年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始转向时事新闻，但是财力上还不允许拍摄即时新闻，就选择了一个省事、省钱、省人的办法——陈鲁豫读报纸。没想到的是，这个“贩卖二手新闻”的办法却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凤凰早班车”成为中文台时事类新闻的名牌栏目。
其后的6月至7月间的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更是为凤凰卫视赢得了机会。凤凰派出多支摄影队伍空中、地面全方位出击，吴小莉、窦文涛40个小时不卸装，“60小时播不停”，在时事类报道中开始初显峥嵘。
凤凰卫视中文台这种“借力”做出的全面直播，赢得了超乎想象的掌声。他们的作用几乎已超出了原来的想象力。这次超大规模的时事报道，也锻炼了“凤凰”年轻的队伍，也积累了对重大新闻事件全方位报道的宝贵经验。后来的黛安娜王妃葬礼、江泽民访美、克林顿访华、1998年的抗洪救灾、“凤凰”表现可圈可点，获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9.11”事件之后，很多内地观众便养成了一有突发事件便锁定凤凰卫视的习惯。经过几年的发展，“补缺”的定位特征不断清晰与稳固，凤凰卫视中文台已形成了早中晚整点滚动播出的常态新闻节目，每天九次整点滚动播出的标题新闻节目，以及新闻专题和时事评论节目体系。
2001年1月1日凤凰资讯台正式开播，开创了华语电视新闻频道的先河，标志着凤凰卫视从启播之初以娱乐为主到以资讯为主格局的完成。时事评论员制度
1999年，凤凰卫视推出了以评论为主体的开创式节目《时事开讲》，这个节目开播四年时间，创造收益近一亿元。记得当初凤凰创意《时事开讲》这个晚间节目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只是为了填充一块晚上11点之后的“电视荒地”。这块“荒地”在凤凰卫视当时一直就没有“卖”出去过。
曹景行认为，“新闻在爆发之后，有一个解释的问题。当然，这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众还有一个知情权的问题。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如果你保持沉默，民众就会寻找其他的消息来源。相当多的时候，这个来源是美国之音。海外媒体如何解读，民众就会认为它说的是对的。因为他找不到与其不同的解读甚至消息来源。作为媒体其实最大的竞争就是解释权之争。第一解释权可能要比其他的解释更重要。评论其实也有一个时效性问题。一件事发生了，谁的解释快速准确，就可以注定他的解释的权威。当然不能乱讲，一次两次错了，人家不相信，也就失去了这个解释权，你抢早了也没有用。所以要抢第一解释权又要有它相对的客观性、准确性。
一件事情谁第一解释很重要，其实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人们都想对未知的事件找到一个解释，许多消息来源未必是媒体，流言传言也是一个解释，如果你没能解释清楚，大家就传来传去。这就是第一解释权。
凤凰卫视设在香港，不可能随时找到能讲普通话的各方面专家，只能建立自己的评论员队伍，结果反而形成了某种优势。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靠着自己的经验、学识与智慧，构架了一个全新的事理体系，在边看边说中，告诉了国人想知道的每个答案，甚至那些延伸出来的走向。人们由此记住了他们。曹景行、阮次山是人们心目中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的专家。何亮亮则在大国政治与军事方面独树一帜。杨锦麟以鲜明的个性化评论台湾问题、内地问题正在成为特殊现象。嘉宾朱文晖显然只在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才出现，至于邱震海则在国际问题、尤其是欧洲问题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凤凰卫视首创的时事评论员机制，更成为华语电视的一大创造，并已成风潮。
2003年5月1日，CCTV新闻频道试播，类似于《时事开讲》的节目《央视论坛》浮出台面。这个发端于《时事开讲》的评论员形式，已成为中国新闻评论类节目的一个重要体例。
宣传包装战略
品牌形象是观众选择收视电视节目与电视频道的重要依据。面对目前多达四、五十个电视频道的节目，观众如何在这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电视频道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遵循的就是品牌认知度，品牌是吸引观众忠诚收看的决定因素。凤凰卫视在精心打造电视品牌、确立品牌形象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得到了观众以及国际、国内业界的多方认可。
凤凰卫视起初的宣传包装部门属于默多克集团的STTV。其非常出色的台前幕后人员，功不可没。这些拥有西方电视包装经验的人物，熟练地用他们认为适用的方式，包装着每个踏进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记者、评论员。
几乎所有的主持人到了凤凰，都会在这个机制里得到全面的包装与推广。对主持人的宣传通常都是分为3个阶段来进行的：
一是建立形象，为此选择不同的明星包装路线。比如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早期突出主持人的青春靓丽型，而资讯台开台时的一批新主持人则突出他们的职业特点、专业化形象。《时事开讲》的主持人几乎都有被重新“制造”的过程。他们上节目前会有专门的形象顾问帮他们化妆。阮次山先生就被包装成了一个“蛮帅的列宁”，何亮亮则以持重示众，曹景行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一头华发，至于杨锦麟最著名的就是他那几套唐装和书生言责的风格。
二是塑造形象，为此建立明星的个性特征。这主要通过节目宣传片和个人推广来完成。在主持人初步被观众认识之后，第二步就是大张旗鼓地进行推介。首先我们会发现在凤凰的节目宣传片中有大量主持人镜头，主持人成为节目的化身，这样主持人形象就与内容的内涵联系起来。一些信息性节目干脆以主持人名字命名，比如《小莉看世界》、《鲁豫有约》等，其他节目如评论性的《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闲谈性的《锵锵三人行》、专访式的《名人面对面》等，在宣传上都以主持人挂帅，由他们把观众带进屏幕，由明星主持带动名牌栏目，最终实现由名牌栏目拉升频道形象，是凤凰成名的路径之一。
吴小莉被朱总理点名而迅速走红，成为了新闻中的新闻，凤凰卫视不失时机，趁势将小莉推得更红，吴小莉凭借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推出全新风格的深度报道《小莉看时事》，对每周的重大事件，进行重新思考整理，结合自己的分析，在扩大自己知名度的同时创新了节目形态。
三是提升形象，凤凰卫视专门设有公关部，负责在平面媒体上大量推介主持人、评论员的形象，公关宣传部门的人帮助主持人、评论员进行的推广包括记者会、观众见面会、演示会、报告会、平面媒体宣传、设计主持人卡、拍宣传片、建立专门网页等等。像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经常巡回各地去演讲，尤其受到专业人士和大学生们的欢迎。像吴小莉经常参加各种慈善活动，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爱心大使。
凤凰的主持人都拥有一张印刷精美的“明星卡”，主持人外出采访或参加社交活动，会带上数十张明星卡，随时派发给热心观众，对于尚未出名的主持人来说，这是推介自身的方法，而对于已经成名的主持人来说，又是拉近与观众距离，建立公众形象的机会。通过包装、推广、打造明星，维护主持人品牌，使凤凰品牌得以提升。
以市场为导向
在节目运作上，国内许多电视台强调做精品节目，以为把节目做到像国外电视台那样就能盈利，往往先做出节目，然后再去招商。这样做会有两种结果，要么是节目不适合市场需求，失去持续盈利能力，最终死掉。要么就是客户要求根据投放进行节目调整，费时费力不讨好。
与国内其他电视台不同的是，凤凰卫视的核心是以市场为导向。对于一个新节目的开发，凤凰卫视会先分析受众及广告商需求，进而拿出节目策划书，然后找目标广告客户洽谈。通过这样的方式，根据市场来做节目，大市场，大节目；小市场，小节目；没市场，就不做节目。这样就明显提高了节目的生命力，不至于到最后“漂亮女儿嫁不出去”，大投资的节目结果反而赔了钱。因此，凤凤凰卫视的很多节目在面世之前，其广告时段就已经被广告商买断。
一个电视媒体，特别是卫星电视媒体，在5年内亏本是非常正常的。广告商需要对“新生儿”有一个长时间的观察，看它到底能不能撑得住。美国第一大新闻网CNN花了十多年时间才盈利；香港卫星电视（STARTV）于1990年创立，尽管早些年已被传媒大王默多克（RupertMurdoch）并购入新闻集团，但至今尚未盈利；而中天卫视（CTN）则更是处于收缩状态。
但凤凰卫视却做得有声有色。凤凰卫视开播当年（1996年）广告创收6300万，2000年广告收入6亿3千万，是第1年的10倍。平均年增长幅达到81.15％，2003年凤凰卫视又获得了8个亿的广告收益。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卫星传媒史上是不多见的。
专访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刘长乐 “对文化的坚守，是因为我们有所缺失”
来源： 营口晚报 2009-11-17 新生活文化
摘要：刘长乐 1951年出生于上海，1953年随父母来到北京。下过乡，进过工厂，当过兵，1980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历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1988年投身商海。1996年，刘长乐独立创办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如今，凤凰卫视旗下拥有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及电影台五个频道，以及《凤凰周刊》和凤凰网，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语电视传媒之一。
刘长乐并不认为自己是“传媒智者”。
58岁的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文学博士，香港太平绅士，他最准确也最简单的身份，是“商人”。但刘长乐说，他更喜欢自己是“传媒人”：跑新闻能够给他带来巨大的满足和快感，过去13年，他致力将凤凰卫视打造为中华文化的忠实传播者，成为传媒中高端文化的领跑人。
“浮躁与重利，让中国文化人遗失了太多的智慧传承，所以，凤凰更要坚守，这种坚守是高端文化的坚守，是精英文化的坚守。”刘长乐说。正是这种坚守，让凤凰卫视成为了华语媒体圈的中坚力量。
“先是传媒人，然后才是传媒商人”
刘长乐的新闻触觉深入到骨子里。还未坐定，看到记者拿出的袖珍录音笔，刘长乐就比画开了，“现在的机器可真先进，我们跑新闻那阵，用的都是大家伙，可笨重了……”上世纪80年代，刘长乐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记者和编辑；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刚创立凤凰卫视的他，手持一台小DV，拍摄下江泽民和卓琳在海逸酒店碰面的镜头。
南都：传媒人和商人，两者之间会否有矛盾呢？你是如何取得平衡的？
刘长乐：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找清楚位置，因为你首先是传媒人，然后才是传媒商人。眼下，人们总把市场化这个词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大可不必。作为真正的传媒人，应该要与市场接轨，能准确把握市场脉搏的跳动，只有这样，传媒理念更能得以贯彻，更能发挥传媒的效力。如果孤芳自赏，我行我素，脱离市场规律，那么传媒理念也得不到拓展。传媒应该面向市场，面向大众。要不然，这个传媒人还不如去考古，去做历史研究。
“冲出华语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刘长乐慈眉善目，笑容和蔼。看到端着相机的摄影记者，他低头看了看身上的休闲装，突然道歉：不好意思，我没穿正装，要不，我去换一件？发现记者留意到他衣服上的凤凰LOGO，刘长乐很骄傲：“这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好看吧？”无论何时，聊起凤凰，刘长乐总是这么自豪。
南都：作为一个商业电视台，凤凰卫视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刘长乐：如果谈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那就是企业文化中所强调的顶天立地的心态。
香港传媒受英国殖民思想影响比较深，一般情况下惟命是从，当然也很敬业。但仅仅是这种心态，这种媒体不可能在华语圈中脱颖而出。在凤凰卫视，我们最重要的是“立长志”，而非“常立志”。立下远大理想很重要，不仅凤凰卫视要出类拔萃，而且要冲出华语世界，在世界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南都：我们留意到，今年以来，央视停播了一系列节目，其中还不乏原来的王牌节目。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节目丧失了生命力？为什么《锵锵三人行》等老牌节目却成为了凤凰卫视不可或缺的内容？
刘长乐：事实上，每家电视台都因为自身的生长发育而对节目有取有舍，央视也有十几年不变的王牌节目，凤凰每年也会取消一些节目。
让老节目长盛不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主持人素质的提高、制作团队的眼界、电视台的发展战略都是其制约因素。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诞生于1968年，已经41个年头了，还是那几个老头在做；奥普拉的节目也有24年了，越做越好。相比之下，窦文涛的节目、鲁豫的节目还青春极了，正是奋发图强、如日中天的时候。所以，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这是我们自信的表现。
“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灯塔”
许多电视台流传着一个笑话，负责采购电视剧的人，每次拿到新片，总是先带回家给保姆看，保姆爱看，收视率必然不错，保姆说不好，收视率也好不到哪里去。当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选择用“保姆剧”来博收视率时，凤凰卫视对精英文化永不言弃。刘长乐说，传统媒体就应该坚守自己的精英性和高端性。
南都：凤凰卫视一直在弘扬精英文化，为什么要坚持走“做新闻、做文化、做高端”这条道路呢？
刘长乐：在我看来，这与环境有关。
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媒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低俗和媚俗问题。低俗的节目在目前的中国电视界很有市场，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我并不是说这种媚俗节目是错误的，它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大家一味媚俗，那么中国的文化品位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凤凰的坚守是高端文化的坚守，是精英文化的坚守。
在资讯方面，我们的坚守有所不同。我们更坚守对观众知情权的满足，也是对观众知情权的扩大。知情权的问题曾经非常敏感，但现在已逐渐被接受，尤其是被官员所接受，这很不容易。最近，胡锦涛主席在世界媒体论坛上就谈到了知情权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媒体是开放坦诚的。
比如说，刚刚发生的内蒙古呼和浩特越狱事件。还记得若干年前的“二王事件”(1983年王宗方、王宗玮两兄弟案发后逃亡，在鄂、湘、赣、皖、豫等省逃窜，7个月后在江西广昌被击毙)吗？“二王”逃窜时，没有网络和电视大面积的通缉，也不可能形成由网络或媒体编织的天罗地网。呼和浩特越狱事件发生后，几乎就在同时，网络传播，全国媒体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四名越狱犯的照片家喻户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没有禁忌，没有人觉得是因为出了问题，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形象，从而不准报道。法网恢恢，这个网正是网络、电视和报纸编织的传媒网，传媒网让他们的照片可见，也正是如此，4个人在向人讨水喝的时候被认出来。
回到坚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在文化的问题上坚守，因为传媒人的责任大于商人。我们强调的是高端文化，我们不介意挣钱还是赔钱，是不是时尚和潮流，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向来走，这种坚守是对缺失的补偿，也是对空白的补充。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主流媒体或官方媒体，我们只是一个边缘媒体。我们的另类之处就是高端，就是精英文化。
“让文化产业按市场规律来走”
刘长乐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从2007年开始，刘长乐连续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递交的提案都涉及到文化产业发展。2004年，在广州的一次讲座中，刘长乐就提及，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他甚至细致地提到，应该对《步步高》《雨打芭蕉》等广东音乐进行发掘和再造，让其冲向国际市场。
有一则笑话说，中国再也不能学任何国家了，因为我们学哪个国家，就把那个国家学垮了。最早是学苏联，还没学成，苏联就完蛋了；上世纪80年代又迷南斯拉夫，结果南斯拉夫也没有了；“97金融风暴”前，要走东亚模式，学韩国，刚开始学，金融危机来了，韩国不行了；两三年前，有人说，越南怎么回事，不能说，一说就出事情；最后大家说，学美国总没问题吧，结果美国又出事了。中国再也不能以任何一种模式作为自己的模式，任何模式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模式。浮躁与重利，让中国文化人遗失了太多的智慧传承。现在，我们应该让文化人的心沉下来。
据《南方都市报》
刘长乐：用传统智慧驾驭凤凰卫视
http://china.toocle.com 2010年03月04日05:17 凤凰网
生意场03月04日讯
编 者 按：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让刘长乐有了自己的高远目标，那就是“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
整整用了10年时间，刘长乐打造了一个“三不像”的电视台——香港人看起来不像香港电视台、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台湾电视台、大陆人看起来不像大陆电视台的凤凰卫视。但难得可贵的是，对于这三个地区的中国人来说，凤凰卫视却是除了本地电视台以外最值得信赖和看重的华语电视台。凤凰卫视已经成为华语媒体中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品牌。
对中国传统文化景仰并深有研究的刘长乐，在经营凤凰卫视时便灵活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超智慧。正是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让刘长乐有了自己的高远目标，那就是“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
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儒家最重要的精神之一，而刘长乐便是这样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凤凰卫视诞生地香港，占绝对优势的电视台是能免费收看的亚洲电视和无线电视，凤凰的进入面临重重压力；而对于一个来自香港的卫星电视台，在当时想进入中国内地开辟市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刘长乐选择了另辟蹊径和拾遗补阙。
作为凤凰卫视的另外一位合作方，美国新闻集团的传媒大亨默多克给出的节目定位是：娱乐娱乐再娱乐。但刘长乐却坚持要走更高风险的政治新闻路线。经过市场调查，刘长乐发现了一个值得惊喜的观众群体：大学生、商人、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关注时事的市民。这是一个拥有部分权力、金钱和知识资源的中产阶层，他们对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而在当时的国内，国际新闻和台湾新闻的报道一直是浅尝辄止，无法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刘长乐于是选择这两个大卖点作为凤凰卫视的突破点。1997年9月对黛安娜葬礼的直播，2001年9月对“9.11”事件的迅速持续的报道，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2004年3月对台湾“大选”的深入报道，让凤凰卫视在内地及港台名声鹊起。
在创业时间短、资源不多、人员匮乏、政策严控的情况下，刘长乐率领的凤凰卫视却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很多重大采访困难重重，一般的媒体可能早早就放弃了努力，而凤凰却往往坚持到最后，从而做出了精彩独家的报道。刘长乐认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为之以后才发现可以大有作为。
但刘长乐更深刻领悟和贯彻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掌握了高超的平衡术。在狭窄的空间内，凤凰卫视舞出了精彩，却又不触及政府的底线，既说出了大陆很多媒体不能说的话、做了大陆媒体不能做的事，给了观众更多更深更广的事实和真相，却又让大陆的政府和观众觉得：凤凰卫视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有一个节目叫《和》，受到很大的欢迎。“和”是儒家文化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刘长乐很喜欢别人称他为“和商”。刘长乐说：“如何把全球华人的共同东西提炼出来，然后张扬开来，让全世界的华人在这个旗帜下团结起来，这是我们凤凰人的使命，我的这个使命感现在是越来越强烈了。”
道家：顺势而为
当然，如果刘长乐一味恪守儒家那种温和及中庸，则未免显得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了。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他显露了更多道家智慧。
首先，在古文中，凤为阳、凰为阴， “凤凰”二字便是道家“阴阳结合”思想的典型呈现，讲究追寻天道、顺势而为、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其次，对某些具体的事情和难题，刘长乐更有正一派道士那种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的神奇道术。
刘长乐对中国传媒总结过四句话：办传媒不是技术而是艺术；媒体竞争不像赛跑更像舞蹈；媒体管理团队不是交响乐而是爵士乐；媒体经理人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更像是政治家。刘长乐觉得，凤凰卫视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相对封闭的市场和观众知情权之间的对抗或者矛盾。凤凰不仅要制作高质量的节目赢得内地观众，而且还要谨慎处理新闻报道的内容与方式，尤其是敏感的政治新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高超的智慧和道术。在刘长乐看来，不可逾越的困难，如果和它正面搏击，那无异于以卵击石了。刘长乐总结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内涵，为凤凰制定了智慧游戏十六字令：你无我有，你少我多，你慢我快，你板我活。
佛教：悲悯宽容
最让刘长乐醉心的，还是博大精深的佛教。佛教以和为贵的理念，尤其令刘长乐折服：“中国佛教没有排他性，讲的是包容，在当今世界上很值得好好的弘扬。”
刘长乐较早与佛结缘，是在1991年创办“乐天公司”（凤凰卫视的前身）时。公司命名为“乐天”，含有乐观、达观、豁达、远离政治、超凡脱俗之意。创立初期，刘长乐与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合作，创办“中国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现代电子数码技术储存佛教资料，将古老、抽象的理念形象化，图片达数万张，现在全部转入“凤凰网”。
凤凰卫视启播8年以来，先后直播了两岸三地的多次重要佛教活动，例如灵山大佛、天坛大佛和志莲净院的开光，以及佛指舍利到台湾、佛牙舍利来港等等。2004年佛诞，全港佛教界恭迎释迦牟尼佛真身指骨舍利，以及20件享誉国际的法门寺一级国宝公开展出，凤凰卫视是协办单位。刘长乐认为此举意义重大：“香港近年风雨很多，经济政治情况都很复杂。佛指舍利来港，对安定民心、教化民心很有帮助。佛是讲弃恶从善的，是讲以和为贵的；佛是讲温暖人间的，讲慈悲为怀的。这是我对佛教的基本理念。” 刘长乐把弘扬佛教当作实践和平的重要工具，因为它超越了商品文化的狭义主导，又能够把深厚的文化理念包装为观赏性的节目。
2008年初，刘长乐又推出了《包容的智慧》一书。在书中，刘长乐与人间佛教的开创者星云大师就社会现状、人生态度、企业管理等话题进行交流，古老的东方哲学与现代的都市人生呈现出完美的交融。
每年的春节，只要刘长乐在北京，大年初一这一天他都会去雍和宫拜佛。而且每年都会挤出时间去一次五台山。刘长乐认为佛是讲弃恶从善、慈悲为怀的，即使在最苦难的人间，佛陀所代表的觉悟和慈悯，仍能平等无碍地安抚着人最深的伤痛、触发着人最深的希望。
刘长乐：中国广电业有“越来越多的灰色地带”
发布时间 2010-03-17 09:15:29 星期三 来源：FT中文网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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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Phoenix Satellite Television)的主管表示，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压力驱使下，作为共产党信息控制堡垒的中国内地电视行业，正在缓慢推进内生式转型。香港上市的凤凰卫视是在中国市场经营的为数不多的私营电视广播公司之一。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称：“互联网的兴起以及中国广电与电信网络即将进行的融合，将使电视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长乐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他不认为中国政府在短期内会放松禁止民营或海外资本投资广电业或是国有广电企业跨省合并的规定。但他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违反规定精神的交易是宽容的。
他表示，广电业有“越来越多的灰色地带”。刘长乐自己的公司就是这种“灰色地带”的一个例证。长久以来，凤凰卫视的中文节目一直是中国观众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相对独立的声音。
刘长乐是凤凰卫视的控股股东，但公司的其他股东还包括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 Corp)和中国政府。
就在刘长乐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中国国有广电企业已经出现了重组迹象。
香港上市的卫星频道经营商及娱乐内容供应商华亿传媒(Media China)与国有广电机构海南电视台共同经营着旅游卫视(Travel Channel)。去年12月，它们创立了另一家合资公司，旅游卫视由此成为海南电视台的惟一广告代理商。
与此同时，收视率极高的省级电视台湖南卫视与青海电视台签订协议，将协助该台大幅调整节目。
“这些协议都是并购协议的替身，”刘长乐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并购交易，只是借用另一个名号。”
上海文广新闻传播集团(SMG)也在进行重组。该集团拥有并运营着上海的电视网络。集团计划剥离一系列与最敏感的新闻节目不相关的子公司，并将它们上市。
国有广电企业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他们必须在不同行政层面上经营一个多层次的频道体系，其中包括很多重复的节目内容。
重庆卫视台长李晓峰表示，省级广电机构可通过剥离内容制作部门并对外销售内容来实现商业可行性。9席佳琳 译者/何黎)
刘长乐：先是传媒人后才是传媒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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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1-27 11:25 来源： 中国总裁网
刘长乐也被认为是传媒界的传奇人物，他曾在各类节目中获奖，有“传媒智者”、“中国企业领袖”、“亚太最具创造力之华商领袖”、“全球华语节目供货商领导者”之称。2004年，他被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
刘长乐1951年出生于上海，1953年随父母来到北京。下过乡，进过工厂，当过兵，1980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历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1988年投身商海。1996年，刘长乐独立创办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如今，凤凰卫视旗下拥有中文台、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及电影台五个频道，以及《凤凰周刊》和凤凰网，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语电视传媒之一。
刘长乐也被认为是传媒界的传奇人物，他曾在各类节目中获奖，有“传媒智者”、“中国企业领袖”、“亚太最具创造力之华商领袖”、“全球华语节目供货商领导者”之称。2004年，他被香港特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
对中国传统文化景仰并深有研究的刘长乐，并没有因眼前的成功而满足，从凤凰卫视开播的第一天，到如今成为华语圈不可忽视的媒体力量，他依然在为自己所定下的目标而努力，那就是“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
刘长乐下过乡，当过知青；进过厂，当过工人；参过军，当过野战兵；下过海，当过地产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工农兵学商，一个都不落”。在这所有的经历中，让他始终难以忘情的只有媒体这一个行当。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几年前，我在广州论坛发表过讲话，当时讲得有点狠，因为我是恨铁不成钢。跟邻国日韩相比，我们的差距太大了。
对话语空间的把握和尺度，我们是通过市场来揣摩。谈到底线，从心态角度上说，我们有三个关键词：积极的、善意的和有建设性的。
刘长乐并不认为自己是“传媒智者”。
10月底的这个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的办公室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刘长乐认真地解释，“这个称谓有些‘过’了。只有大师或是上师才能被称为‘智者’。说我是智者，过誉了。”
58岁的刘长乐，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文学博士，香港太平绅士，他最准确也最简单的身份，是“商人”。但刘长乐说，他更喜欢自己是“传媒人”：跑新闻能够给他带来巨大的满足和快感，过去13年，他致力将凤凰卫视打造为中华文化的忠实传播者，成为传媒中高端文化的领跑人。
“浮躁与重利，让中国文化人遗失了太多的智慧传承，所以，凤凰更要坚守，这种坚守是高端文化的坚守，是精英文化的坚守。”刘长乐说。正是这种坚守，让凤凰卫视成为了华语媒体圈的中坚力量。
“先是传媒人，然后才是传媒商人”
刘长乐的新闻触觉深入到骨子里。还未坐定，看到记者拿出的袖珍录音笔，刘长乐就比画开了，“ 现在的机器可真先进，我们跑新闻那阵，用的都是大家伙，可笨重了……”上世纪80年代，刘长乐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记者和编辑；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刚创立凤凰卫视的他，手持一台小DV，拍摄下江泽民和卓琳在海逸酒店碰面的镜头。
南都：看得出，你对新闻这个行当有很深的感情。你认为自己是传媒人，还是商人？
刘长乐：从情感上，我更喜欢自己是传媒人；从客观上来说，我既是传媒人，也是商人，或者应该说我是“传媒商人”，因为凤凰是一个商业电视台，商业媒体。二者相比，我自己更喜欢传媒人这个称谓，也更喜欢传媒这个职业。
南都：传媒人和商人，两者之间会否有矛盾呢？你是如何取得平衡的？
刘长乐：我喜欢自己是传媒人，并不是因为这一职业更崇高。我们不会拜金主义，也不会鄙薄拜金主义。通常来讲，大家对“商业”一词有歧见，但我们做的是商业电视台，需要从商业的立场进行运作。所以，作为一个传媒商人和企业家，我认为应该二者兼顾。我知道，人们总觉得商人更拜金主义，从道德和文化的角度来说，传媒人更崇高，听起来也更冠冕堂皇。但现在，所有传媒都走向市场化，按照商业规律进行运作，当下的大众传播也涉及到企业营销，所以，今天的媒体摆脱不了商业运作的架构和商业模式―――这带来了传媒和商业的矛盾。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找清楚位置，因为你首先是传媒人，然后才是传媒商人。眼下，人们总把市场化这个词当成洪水猛兽，其实大可不必。作为真正的传媒人，应该要与市场接轨，能准确把握市场脉搏的跳动，只有这样，传媒理念更能得以贯彻，更能发挥传媒的效力。如果孤芳自赏，我行我素，脱离市场规律，那么传媒理念也得不到拓展。传媒应该面向市场，面向大众。要不然，这个传媒人还不如去考古，去做历史研究。
“冲出华语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刘长乐慈眉善目，笑容和蔼。看到端着相机的摄影记者，他低头看了看身上的休闲装，突然道歉：不好意思，我没穿正装，要不，我去换一件？发现记者留意到他衣服上的凤凰LOGO，刘长乐很骄傲：“这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好看吧？”无论何时，聊起凤凰，刘长乐总是这么自豪。
南都：从1996年成立，到如今已经有13个年头。你是如何带领凤凰卫视面向市场的？
刘长乐：我刚看了你递给我的名片，上边有《南方都市报》的口号：“办中国最好的报纸”。这让我很受启发，愿望强烈，口号清晰―――我们还没有如此明确地归纳自己。不过，作为凤凰人，我们崇尚凤凰精神，这是一种拔尖儿的精神，要做最好的，与你们的口号不谋而合。凤，是百鸟之王，所以才有百鸟朝凤。当然，我们并不是自认为老大，而是在精神上希望能做到中国乃至华语媒体中最好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支配着我们在过去13年间不断超越自己，而这也正是凤凰涅槃的理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相对而言，传媒的发展有些滞后，这一点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凤凰诞生于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媒体正在酝酿变革。在我看来，凤凰恰好在这个时期酝酿而生，有一种天生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仅是超越自己，更要在中国传媒中脱颖而出。说实话，我们与世界媒体有不少差距，作为华语媒体，要超越自己，还要在现有的、不是特别优越的条件下走向世界，这是很艰巨的使命。但凤凰人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个清晰的追求和拔尖的精神，凤凰十三年来保持着创新和拼搏精神。当然，创新也是凤凰精神的精髓，凤凰本身不断涅槃，重生一次，创新一次。
南都：作为一个商业电视台，凤凰卫视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刘长乐：如果谈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那就是企业文化中所强调的顶天立地的心态。
香港传媒受英国殖民思想影响比较深，一般情况下惟命是从，当然也很敬业。但仅仅是这种心态，这种媒体不可能在华语圈中脱颖而出。在凤凰卫视，我们最重要的是“立长志”，而非“常立志”。立下远大理想很重要，不仅凤凰卫视要出类拔萃，而且要冲出华语世界，在世界上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南都：我们留意到，今年以来，央视停播了一系列节目，其中还不乏原来的王牌节目。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节目丧失了生命力？为什么《锵锵三人行》等老牌节目却成为了凤凰卫视不可或缺的内容？
刘长乐：事实上，每家电视台都因为自身的生长发育而对节目有取有舍，央视也有十几年不变的王牌节目，凤凰每年也会取消一些节目。
让老节目长盛不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主持人素质的提高、制作团队的眼界、电视台的发展战略都是其制约因素。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诞生于1968年，已经41个年头了，还是那几个老头在做；奥普拉的节目也有24年了，越做越好。相比之下，窦文涛的节目、鲁豫的节目还青春极了，正是奋发图强、如日中天的时候。所以，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这是我们自信的表现。
南都：金融危机给凤凰卫视带来了哪些冲击？凤凰又拿出了哪些应对之策？
刘长乐：对于这次金融危机，凤凰做到了预见早、行动快、执行得力，并且“不裁员、不减薪”。我们的对策包括：第一，坚持“内容为王”，保持节目内容的多样化和质量；第二，合理编排，有意加大财经类节目分量，实现了财经节目的系列化和深度化；第三，我们在经营思路上有所创新，从目前来看，凤凰今年的广告收入预计仍将保持增长；第四，我们加快新媒体的发展，走多媒体融合之路，预计今年新媒体业务的收入增长将达到40%。
“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灯塔”
许多电视台流传着一个笑话，负责采购电视剧的人，每次拿到新片，总是先带回家给保姆看，保姆爱看，收视率必然不错，保姆说不好，收视率也好不到哪里去。当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选择用“保姆剧”来博收视率时，凤凰卫视对精英文化永不言弃。刘长乐说，传统媒体就应该坚守自己的精英性和高端性。
南都：凤凰卫视一直在弘扬精英文化，为什么要坚持走“做新闻、做文化、做高端”这条道路呢？
刘长乐：在我看来，这与环境有关。
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媒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低俗和媚俗问题。低俗的节目在目前的中国电视界很有市场，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我并不是说这种媚俗节目是错误的，它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大家一味媚俗，那么中国的文化品位就会大幅度下降。
所以，凤凰的坚守是高端文化的坚守，是精英文化的坚守。最近几年，我们唱响精英文化。很多人觉得精英文化是阳春白雪，自诩为精英就算了，为什么还一定要唱响精英文化。其实，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灯塔和时代先驱，精英文化和思想气质十分重要。现在，中国是“富”起来了，但是否就“贵”了呢？我们看到了很多道德方面的问题。有中国人在海外受到唾弃，被认为民族素质太低。其实，若干年前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到了外国也是随地吐痰；若干年前的台湾人也被认为总是大声喧哗，不拘小节。现在，正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向文明时代过渡。这时，媒体的引导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缺乏媒体或媒体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引导，那将是可悲的。所以，我们关注着品位和品格，这属于精英文化的表象。在网络时代，精英文化也面临冲击，因为网络文化属于草根文化。
南都：所以，在凤凰卫视，资讯类和人文类的节目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定位也正是出自这种坚守，对吗？
刘长乐：作为传统媒体，如何坚守是非常重要的。凤凰在文化方面坚守，我们很早就推出了一些文化类节目，有些节目并不赚钱，到现在没有盈利，但没关系，我们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在资讯方面，我们的坚守有所不同。我们更坚守对观众知情权的满足，也是对观众知情权的扩大。知情权的问题曾经非常敏感，但现在已逐渐被接受，尤其是被官员所接受，这很不容易。最近，胡锦涛主席在世界媒体论坛上就谈到了知情权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媒体是开放坦诚的。
比如说，刚刚发生的内蒙古呼和浩特越狱事件。还记得若干年前的“二王事件”(1983年王宗方、王宗玮两兄弟案发后逃亡，在鄂、湘、赣、皖、豫等省逃窜，7个月后在江西广昌被击毙)吗？“二王”逃窜时，没有网络和电视大面积的通缉，也不可能形成由网络或媒体编织的天罗地网。呼和浩特越狱事件发生后，几乎就在同时，网络传播，全国媒体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四名越狱犯的照片家喻户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没有禁忌，没有人觉得是因为出了问题，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形象，从而不准报道。法网恢恢，这个网正是网络、电视和报纸编织的传媒网，传媒网让他们的照片可见，也正是如此，4个人在向人讨水喝的时候被认出来。
我要说的第二个例子，是上海的“钓鱼”案。上海的媒体、中央媒体、凤凰卫视，包括南方都市报，对此都十分重视，进行密切报道。在我看来，这个事情值得深思，中央和上海市政府持开放态度，这很不容易。我的个人观点是，如果不是媒体的全面报道和穷追猛打，这个问题不会迅速得到解决。
这两个例子，都是通过媒体的配合，问题得到符合理性和道德准则的妥善解决。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咱们的领导就怕出事，哪怕是底下的事，他都觉得是给自己抹了黑。但这次上海市的态度很诚恳，对媒体也很尊重。这两个事情充分说明了资讯的作用。我认为中国最大的进步就在公开透明上，是质的进步。不自谦地说，这里肯定有凤凰的推动，但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技术的突破，随时更新，天罗地网。此外，政府的正视也是取得进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回到坚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在文化的问题上坚守，因为传媒人的责任大于商人。我们强调的是高端文化，我们不介意挣钱还是赔钱，是不是时尚和潮流，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向来走，这种坚守是对缺失的补偿，也是对空白的补充。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主流媒体或官方媒体，我们只是一个边缘媒体。我们的另类之处就是高端，就是精英文化。
南都：那么，你现在依然觉得凤凰卫视是一个边缘媒体吗？
刘长乐：这取决于高端文化和精英文化算不算边缘文化。从高度和规模上讲，我认为是山峰之巅、队伍的前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还认为高端文化精英文化太过边缘吗？我们要把这种有可能被边缘化的东西变成中心和主流，现在，我们认为精英文化和高端文化已经站住了脚。
“积极的、善意的和有建设性的”
采访间隙，刘长乐会习惯性地抬头看看面前的电视墙，四台电视分别播映着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台湾东森新闻台的节目。在这个非黄金收视时段，凤凰卫视正在播一套韩剧。各类新闻资讯节目才是凤凰的王牌，而这些节目收视率节节高升的原因，正如刘长乐所说，凤凰秉持着一种积极的、善意的媒体立场，而不是苛求的，或者说恶意的媒体立场。
南都：大家总觉得，凤凰的报道尺度相对宽松。面对新闻报道，凤凰的底线在哪里？
刘长乐：我曾聊过这个话题。对于那种我们的报道很极端的说法，我不同意。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批评报道，凤凰就比央视少多了。在央视的王牌节目焦点访谈，正面报道占据70%，或者是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比例为四六开。但凤凰的批评报道还没有这么多，尤其是在新闻节目中。我们的话语空间比央视、省级媒体都要少。
对话语空间的把握和尺度，我们是通过市场来揣摩。谈到底线，从心态角度上说，我们有三个关键词：积极的、善意的和有建设性的。我们进行报道和评论的时候，态度和立场必须是善意的、有建设性的。反之，如果是恶意的、有破坏性的，那就超越了我们的底线。我们总体上的把握是，满足观众的良知和知情权。我们不能说谎―――可以不说，但绝不能说假话。
南都：对于一些敏感题材所引发的压力，凤凰如何面对和化解？
刘长乐(笑)：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正式面对，需要道歉的道歉，需要解释的解释，有些问题需要坚持，那就得坚持。
南都：你曾说，在全球华人媒体里，凤凰是最适合有志的传媒人做梦、圆梦的地方，因为你尊重创造和个性。在你看来，凤凰就应该坚持多元化？
刘长乐：包容和智慧，这体现了凤凰人的运作理念。包容需要智慧，智慧也需要包容，没有包容就没有智慧，这是一种辩证关系。我们要包容思想和话语空间，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那怎么办呢？肯定需要智慧。不傲不躁，少说多做，这是传媒管理者应有的智慧。
“让文化产业按市场规律来走”
刘长乐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从2007年开始，刘长乐连续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递交的提案都涉及到文化产业发展。2004年，在广州的一次讲座中，刘长乐就提及，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他甚至细致地提到，应该对《步步高》《雨打芭蕉》等广东音乐进行发掘和再造，让其冲向国际市场。
南都：你曾连续在政协提案中谈到了文化创意发展，呼吁国家加大扶持力度，这是出于什么考虑？能和我们的分享你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心得吗？
刘长乐：要是去网上搜索有关文化产业的内容，许多文章都会与我有关。在文化产业这一块，我提得早，提的次数也多。几年前，我在广州论坛发表过讲话，当时讲得有点狠，因为我是恨铁不成钢。跟邻国日韩相比，我们的差距太大了。尤其是韩剧，用的是中国儒家的理念，来打入中国市场挣中国的钱。从那以后，大家在文化产业方面都给了很大的关注。
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连续三年的提案都涉及到文化产业的问题，提出能否将文化产业作为国策，上升到像“西部大开发”这样的高度。今年金融危机背景下，我的提案主题就是，如何让文化创意产业来带动扩大内需。换句话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我们不遗余力，而且十分执着。现在看来，大家得到了共识。虽然文化产业有所发展和进步，但我们与那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的差距甚大。现在，国务院终于做出了大力振兴文化产业的规划。这是很了不起的。
南都：那么，在你看来，要让文化产业真正出效益，需要做些什么？
刘长乐：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样走向市场。上周，在与相关部门领导进行探讨时，我们聊到现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势头良好。我问对此您怎么看，他说，最重要的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把文化产业变成产业，这是很大的进步，因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产业，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党的喉舌。当然，对于它的历史性地位和贡献，我们必须承认。但现在进入了新时期，大家终于认识到文化是产业。既然是产业，就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所以，我们的电视剧能有长足发展，电影能够出现井喷，这些都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要想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按照市场规律来走，这是第一位的。
不过，说起差距，那就是我们的市场化还不够。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寻找差距，按照产业运作的规律来办事。当然，商业规律并不是万能的。比如我曾提及的，现在的电视业存在低俗和媚俗的现象，这又回到了智慧的问题上。看东西，必须着眼于未来。
有一则笑话说，中国再也不能学任何国家了，因为我们学哪个国家，就把那个国家学垮了。最早是学苏联，还没学成，苏联就完蛋了；上世纪80年代又迷南斯拉夫，结果南斯拉夫也没有了；“97金融风暴”前，要走东亚模式，学韩国，刚开始学，金融危机来了，韩国不行了；两三年前，有人说，越南怎么回事，不能说，一说就出事情；最后大家说，学美国总没问题吧，结果美国又出事了。中国再也不能以任何一种模式作为自己的模式，任何模式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模式。浮躁与重利，让中国文化人遗失了太多的智慧传承。现在，我们应该让文化人的心沉下来。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
刘长乐：中国传媒迎来空前发展机遇
来源：人民网
2008年深秋，一个阳光煦暖的日子，被银杏树和翠柏围绕的钓鱼台国宾馆上空格外晴好，远离都市喧闹的院内不时传来鸟鸣之声，离孔雀园不远的15号楼不知不觉进入了记者的眼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宽敞的会客室及办公室就位于二层。
在这里，记者就中国传媒改革30年所取得的成就等话题与刘长乐进行了深入交流。刘长乐在梳理30年成就的同时，结合媒体责任与发展机遇，给记者描绘了国内传媒业的似锦前程。
30年积淀中国传媒蓄势待发
作为凤凰卫视的创始人，刘长乐对中国传媒30年的发展变化深有感触。他认为，传媒的改革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传媒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改革的步伐走得相对晚些，属于10幕剧的后3场，但会非常精彩。30年来，国内传媒的发展经历了两大最基本的转变：一是受众方面的转变，即从官本位、媒体本位向受众本位、民本位转变；二是中国的传媒经历了从政府行为到市场行为的产业化过渡。”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财政要向媒体拨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媒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的经营模式。传媒企业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实体为国家创收，而且担当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转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汶川大地震期间，中国媒体的卓越表现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如果把改革开放比喻成大潮的话，凤凰卫视不是站在钱塘江的岸边、从六合塔上看大潮，而是在努力充当一名优秀、称职的弄潮儿。”刘长乐直言，凤凰人也许引导了一些潮流，积累了一些经验，对中国的媒体改革做了一点推进。如经过凤凰卫视的不断努力，在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支持下，没有任何删减的电视直播形式走进了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现场，这对国内传媒业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非典期间，也是源于凤凰卫视的不懈努力，最终直播了一场本没有直播计划的发布会。引用赵启正在凤凰卫视成立10周年时说过的一句话：“假如这10年没有凤凰，中国的媒体是什么样？”这是对凤凰最大的肯定。
如今，中国的传媒业已经走上了市场化运作的道路，并已经跟中国社会现在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接轨。尽管眼下它仍然比较弱小，传媒产业在转型过程中也许还要走一些弯路，但已经蓄势待发，并且已经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刘长乐认为，如果政策得当，未来30年中国传媒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它将远远超过其他各行各业，包括房地产行业在内。不但如此，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速度还将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中，中国的广告业年递增达到惊人的35%。尽管起点低，但35%的数字足以证明国内市场蕴藏的巨大空间。未来30年国内传媒行业这张饼很大、很丰满，但吃到它，需要时间、眼光和勇气。”他说。
新媒体面前电视不会消亡
面对网络新媒体的冲击，北京奥运会之前就有很多人预测，奥运会将让电视媒体走向衰落，网络媒体会异军突起，但现实情况是奥运期间电视的发展更好、收视率更高。刘长乐也坚定地认为“电视不会消亡”。“我个人认为网络媒体的兴起应该是必然的趋势，三机合一、三网合一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现在大部分电视机还不具备电脑的功能，但是大部分手机都已经具备了电视功能，只能殊途同归。”刘长乐认为，传媒集团内新媒体的发展不能盲目。首先，传统媒体在具备良好品牌后再去发展新媒体，能创造出多赢的发展空间，传媒企业要在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传统媒体的工作尚未做好，便急着去拓展新媒体业务，极易造成新老两个市场都荒废的局面。其次，要形成一个保底的经营模式，不能孤注一掷，不能赌博。再有，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具备充足的资金，依靠借贷、拉资金的方式是不行的。最后，发展新媒体要有窍门，新媒体本身很节省开支，相比之下，远比做电视省钱。
从目前国内外传媒的实践和趋势来看，打造传媒产业价值链是实现中国电视传媒蓝海战略、做大做强的客观要求。在刘长乐眼中，蓝海战略非常简单：一要有价值，二要获利，三要各方面融洽，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而打造产业价值链则至少要完成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立足现有电视媒体，向上游的内容制作和下游的IPTV、手机电视、移动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分发和衍生；二是不同媒体公司之间的整合并购，包括产权整合、运营整合、产品整合等多种形式；三是不同媒体界限的交融互动，构造新的更加适应时代需求的交流平台，“这是跨媒体发展的最终走向”。
凤凰卫视从1996年3月31日诞生之日起，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与转变，使自身的传媒产业链日益清晰：一是从娱乐频道、内容以娱乐为主的方针迅速过渡到新闻立台、以新闻为本的方针，完成了从通俗文化向高端文化的转变。落实到具体行动，简言之就是“大事发生我在场”。如今，《时事直通车》已经成为凤凰卫视新闻节目的一面旗帜，它不仅成为品牌栏目，也是创收的龙头，年收入差不多两个亿。二是从一元向多元过渡，如凤凰的《时事辩论会》，不仅限于正反两个观点，而是以多方观点、多元化的言论空间对当天的事件进行辩论，邀请的嘉宾从以中国内地为主，跨越到两岸三地参与，再跨越到全球华人共同参与。凤凰非常珍惜自己的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名”品牌战略——名牌主持人、名牌评论员、名牌记者，锻造出了一系列名牌栏目，如《时事直通车》、《军事观察室》、《文化大观园》等。目前全球范围内约2.5亿人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我们也期望进一步扩大收视人群，特别是在中国内地”。（记者周志懿、杜泽壮、徐颉）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责任编辑：王雪)
解析
- 时代背景：
所谓传媒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广义的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正在迅速崛起的互联网络。其中报刊、电视、广播与互联网是四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媒介，传媒业涵盖了信息生产、加工、传播和基础等领域，具有典型的信息服务业的特征；同时，传媒的信源（即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具有强烈的文化、人文特征，使得传媒业也属于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将传媒业归为信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交叉的一个边缘性产业。
从世界传媒产业的发展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
回顾中国传媒产业近两年的发展之路，产业内部各行业的产值规模、增幅以及组成结构都发生着迅速变化。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迅速成长为中国传媒产业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从传媒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增幅来看，除报纸发行和期刊发行两个行业外，其他各行业的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811亿元，比2006年增长13.6％。
在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环境逐步优化，平面媒体政策相对宽松、广电媒体市场准入大门渐启、市场拓新先机开始显现、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传媒业正呈现出强劲的产业化发展趋势，传媒产业雏形已经形成，并且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或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从传媒资本的角度看，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明显加快，而且国家的有关政策也开始松动，由原来的严格控制到现在的限制性进入。
中国电视、互联网、手机用户、网民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广告收入增长迅猛，媒体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品。但人均广告支出只有美国的2％到3％，前景看好。中国新媒体用户大多小于三十岁，其中四分之一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媒体上市公司是传统媒体的二到三倍。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已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年度增幅更是达到75％。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展示出令人期待的高速增长势头。未来的三到五年，是中国新媒体迅猛发展时期。
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以来，传媒行业已经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类型的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程度不同，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还是向正面发展的。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有很多投资机会。金融危机对传媒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传媒业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是对传媒业重新洗牌，优化升级的过程，是投资整合的好时机。
家族基础和个人信念：
对中国传统文化景仰并深有研究的刘长乐，在经营凤凰卫视时便灵活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超智慧。正是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让刘长乐有了自己的高远目标，那就是“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
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儒家最重要的精神之一，而刘长乐便是这样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凤凰卫视诞生地香港，占绝对优势的电视台是能免费收看的亚洲电视和无线电视，凤凰的进入面临重重压力；而对于一个来自香港的卫星电视台，在当时想进入中国内地开辟市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刘长乐选择了另辟蹊径和拾遗补阙。
作为凤凰卫视的另外一位合作方，美国新闻集团的传媒大亨默多克给出的节目定位是：娱乐娱乐再娱乐。但刘长乐却坚持要走更高风险的政治新闻路线。经过市场调查，刘长乐发现了一个值得惊喜的观众群体：大学生、商人、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关注时事的市民。这是一个拥有部分权力、金钱和知识资源的中产阶层，他们对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而在当时的国内，国际新闻和台湾新闻的报道一直是浅尝辄止，无法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刘长乐于是选择这两个大卖点作为凤凰卫视的突破点。1997年9月对黛安娜葬礼的直播，2001年9月对“9.11”事件的迅速持续的报道，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2004年3月对台湾“大选”的深入报道，让凤凰卫视在内地及港台名声鹊起。
在创业时间短、资源不多、人员匮乏、政策严控的情况下，刘长乐率领的凤凰卫视却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很多重大采访困难重重，一般的媒体可能早早就放弃了努力，而凤凰却往往坚持到最后，从而做出了精彩独家的报道。刘长乐认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为之以后才发现可以大有作为。
但刘长乐更深刻领悟和贯彻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掌握了高超的平衡术。在狭窄的空间内，凤凰卫视舞出了精彩，却又不触及政府的底线，既说出了大陆很多媒体不能说的话、做了大陆媒体不能做的事，给了观众更多更深更广的事实和真相，却又让大陆的政府和观众觉得：凤凰卫视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有一个节目叫《和》，受到很大的欢迎。“和”是儒家文化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刘长乐很喜欢别人称他为“和商”。刘长乐说：“如何把全球华人的共同东西提炼出来，然后张扬开来，让全世界的华人在这个旗帜下团结起来，这是我们凤凰人的使命，我的这个使命感现在是越来越强烈了。”
道家：顺势而为
当然，如果刘长乐一味恪守儒家那种温和及中庸，则未免显得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了。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他显露了更多道家智慧。
首先，在古文中，凤为阳、凰为阴，“凤凰”二字便是道家“阴阳结合”思想的典型呈现，讲究追寻天道、顺势而为、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其次，对某些具体的事情和难题，刘长乐更有正一派道士那种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的神奇道术。
刘长乐对中国传媒总结过四句话：办传媒不是技术而是艺术；媒体竞争不像赛跑更像舞蹈；媒体管理团队不是交响乐而是爵士乐；媒体经理人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更像是政治家。刘长乐觉得，凤凰卫视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相对封闭的市场和观众知情权之间的对抗或者矛盾。凤凰不仅要制作高质量的节目赢得内地观众，而且还要谨慎处理新闻报道的内容与方式，尤其是敏感的政治新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高超的智慧和道术。在刘长乐看来，不可逾越的困难，如果和它正面搏击，那无异于以卵击石了。刘长乐总结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内涵，为凤凰制定了智慧游戏十六字令：你无我有，你少我多，你慢我快，你板我活。
基于此种认识，凤凰卫视在高层公关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相比于其他华语媒体，凤凰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大陆官方的认可，所以对其在内地的一些采访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
佛教：悲悯宽容
最让刘长乐醉心的，还是博大精深的佛教。佛教以和为贵的理念，尤其令刘长乐折服：“中国佛教没有排他性，讲的是包容，在当今世界上很值得好好的弘扬。”
刘长乐较早与佛结缘，是在1991年创办“乐天公司”（凤凰卫视的前身）时。公司命名为“乐天”，含有乐观、达观、豁达、远离政治、超凡脱俗之意。创立初期，刘长乐与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合作，创办“中国佛教文化数据库”，用现代电子数码技术储存佛教资料，将古老、抽象的理念形象化，图片达数万张，现在全部转入“凤凰网”。
凤凰卫视启播十多年以来，先后直播了两岸三地的多次重要佛教活动，例如灵山大佛、天坛大佛和志莲净院的开光，以及佛指舍利到台湾、佛牙舍利来港等等。2004年佛诞，全港佛教界恭迎释迦牟尼佛真身指骨舍利，以及20件享誉国际的法门寺一级国宝公开展出，凤凰卫视是协办单位。刘长乐认为此举意义重大：“香港近年风雨很多，经济政治情况都很复杂。佛指舍利来港，对安定民心、教化民心很有帮助。佛是讲弃恶从善的，是讲以和为贵的；佛是讲温暖人间的，讲慈悲为怀的。这是我对佛教的基本理念。”刘长乐把弘扬佛教当作实践和平的重要工具，因为它超越了商品文化的狭义主导，又能够把深厚的文化理念包装为观赏性的节目。
2008年初，刘长乐又推出了《包容的智慧》一书。在书中，刘长乐与人间佛教的开创者星云大师就社会现状、人生态度、企业管理等话题进行交流，古老的东方哲学与现代的都市人生呈现出完美的交融。
每年的春节，只要刘长乐在北京，大年初一这一天他都会去雍和宫拜佛。而且每年都会挤出时间去一次五台山。刘长乐认为佛是讲弃恶从善、慈悲为怀的，即使在最苦难的人间，佛陀所代表的觉悟和慈悯，仍能平等无碍地安抚着人最深的伤痛、触发着人最深的希望。
- 现成的别人的评价
凤凰卫视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可谓一路走红，像燃烧的火一样不断地往上窜，大有取代中央台的架势。坊间有人认为凤凰卫视是时代的产物，其成功带有很多的偶然性。然而中投顾问认为，凤凰卫视之所以能俘获大陆观众，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其精心策划所产生的效益，只要你用心地琢磨就会发现，凤凰几乎每一个栏目，都透出匠心独运的策划功底。
凤凰卫视的出现，引领了一代电媒潮流。往小一点说，改写了中国电视运营模式；往中一点说，改写了中国乃至亚洲媒体的竞争模式，点燃了中国媒体界的“硝烟”；往大一点说，改写了城市与企业的经营理念。
中投顾问认为，凤凰卫视为什么能成功，它的经济价值为什么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主要还是源自以下几个精准的“策划”。
【主持人形象的内涵化】
凤凰卫视却改写了这一沿袭半个多世纪的“经典传统”观念。凤凰卫视在选择节目主持人时，并不以“年轻”、“漂亮”作为首要条件，而将“气质”“气度”“素质”“阅历”“内涵”等作为择人标准。
客观地讲，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没有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十分漂亮的惊艳型主持人，也说不上“年轻”，而相反，其主持人大都是内涵型、素质型人物，并且大都给人“饱经风霜”的印象。在凤凰卫视里，许多知名主持，都是年过四十、五十，甚至是六十的“老者”，并且有好几个主持人有明显的生理缺陷，这在中国大陆，几乎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可就是这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凤凰却大胆地做了，并且这些主持人都成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大牌主持人。仅这一点，就足够让喜欢走套路、搬模式的中国人大跌眼镜。
【自造明星，高位认同】
凤凰不象许多台将希望寄托在某个人的身上，凤凰走的是自己的路。凤凰采取自己加工、自己酿造、自己包装的策略，凤凰的主持人，基本上都是利用凤凰卫视这个平台，去挖掘、培养、包装明星主持人。像窦文涛、董加耀、吕丘露薇、吴小莉等，都是凤凰自己自造的明星主持人，有些是从别的台过来的，但是到了凤凰后才成名的。
凤凰在公信力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除了也在黄金档以广告形式推广主持人外，更实效的做法，是凤凰采取“自我认同”的做法，在包装主持人时，并不是简单地将被包装的人看成是一个主持人这么简单，而是将其视为业界专家，然后在专家的基础上再包装成业界权威。
【清淡世事，实用为本】
如果大家注意一下，不难发现凤凰的另一大特点：清谈世事。清谈节目，制作成本低，又容易打造有影响的明星主持。但如果操作不当，则有自导自演自观的弊端。凤凰的清谈节目，既有效迎合观众的共同需求，又注重品位，并且在选取主持人时也很讲究，通常起用有一定阅历的人士担当主持，三者兼顾得较好。凤凰清谈节目的成功，引发了其他电视台的清淡热，许多电视纷纷效仿，却无法超越凤凰，并且有东施效颦之嫌。不少主持，因为年轻，涉世不深，很难加入自己透彻的分析，效果自然就打折扣了。
【抓大放小，有的放矢】
凤凰对国际、两岸三地的重大事件，不计成本深入第一线。尤其在国际时事方面特别重视，以一手新闻见长，并且对重大事件会安排超长专题，深入及时分析与报道。在对伊拉克的两次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等这类重大国际事件，投入大量的人物、物力、财力，深入第一现场抓取独家新闻，并且以系列、专题形式深度播放。
对一些小节目、小新闻则不求抓一手新闻，也不派记者做现场采访，而是采取“摘、转”形式，借来就用。鲜活、及时、简便、实用，成本也降到很低。对一些漏报的，或者说开始判断失误未加以重视而后来却有影响的新闻事件，则放在相关的清谈节目上加以深层播报。
【精心策划，创新务实】
从凤凰的节目来看，可以看出凤凰的策划性非常强，从电视台的定位到栏目的编排，从节目的制作到采访编播的形式，无不透出策划的功底。
凤凰的每一个节目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从节目内容的定位到节目名称确立，从编采方式到播放时段、从主持人到嘉宾选择等，都透出匠心独运的痕迹。也正因为有这种踏实的作风及将策划放在首要位置的做法，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策划创新是成功的必要保障】
从凤凰卫视的成功，我们看到策划对成功的重要性。国内的电视台，不仅仅是电视行业，其它行业也同样包含在内，输就输在策划创新的严重欠缺方面。有人也许会说，大陆人的观念落后，诚然这是事实，但是归根结蒂还是策划创新的问题，如果大陆的企业、城市、电视台导入了深度策划，策划师会对电视人的观念进行清洗与提升，策划不仅仅只是策划项目，同时包括对项目管理人的“洗脑”工作。导入专业策划，是做强做大的成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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