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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谷嘉 黄沅玲
[摘 要]儒家以德育人的教导理念，在享有例外权的官学是行不通和不必要的，或者说被排除在官学之外。在时代的催生下，南宋书院发展的高峰时代涌现了史无首例的对官学批评的热潮。要铲除宋代教导的弊病，其要害是复兴或者说重新确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导理念。 书院历千年而不衰，在古代社会具有活力与活力，究其根由在于它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德育人教导理念的人文精力。这种独树一帜的教导理念和人文精力，更是成为了气势磅礴而富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教导思潮。
[关键词]古代书院；以德育人；教导理念；人文精力
随着宋代书院的隆兴，中国古代教导进入一个空前的大发展时代，涌现了官学、书院发展的鼎立之势，与此相伴随，新的教导理念、新的“教养之规”、新的教导机制应时并起。其中书院独树一帜的以德育人的教导理念和人文精力，更是成为了气势磅礴而富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教导思潮。
“以德育人”是儒家一贯提倡的教导理念，器重人的道德品性的造就是儒家的传统，自古已然。自从孔子提出“仁者，人也”而以道德属性定义人之后，儒家都把道德品性看作是人的本质，所谓立人、树人、教人归根到底即是造就和塑造人的道德人格和品性。
孟子认为夏、商、周“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瞻文“乐上”》)。
这就是说，“三代”设教立学无非是以人伦道德教化人，亦即是以人伦道德塑造人的道德人格。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指出：“古之王者明于此，设庠序以化于邑。
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类似于董仲舒把人伦道德置于学校教导的中心，唐代儒者孔颖达亦曾提及。他说：“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礼记正义·学记第十八》)古代学者认为，教即教化，学乃是吸收教化。把教导看作是人伦道德的教化，这是古代儒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然而中国古代是以等级特权为其本质的社会，社会关系所有一切几乎都烙上了等级的印记。“学在官府”，教导是一种特权，各类官学的生员都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只有贵族子弟才干享受这种特权。
在人被等级化的社会，贵族子弟与他们的先辈一样，被认为是先天所注定的崇高，在理论上广为流传的“性三品”说即是对此的概括和确定，到唐代明确地把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贵族子弟之类被认定是人性的上品，先天注定的高人一等，不存在教化问题，儒家关于必须对人进行道德人格的塑造，对他们是不适应的。
质言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导理念，在享有例外权的官学是行不通和不必要的，或者说被排除在官学之外。正是因为如此，儒家人伦道德教化，严格地说被看作是对下层大众的，所谓教化乃是一种社会教化，并未真正成为古代官学教导所必须实行的教导理念。
古代的以等级特权为本质特点的官学教导，到宋代立国时仍然如此，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并且在科举测验的刺激下，更是深深地烙上了官字号的印记，官学成为了科举的附庸，官学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官学”。
它对教导带来的迫害越来越明显，悖于社会发展的情势，成为教导发展的枷锁和障碍，特别是与宋代起于民间而正在兴起的带有平民化教导组织情势的书院形成了尖锐的对峙。
正如宋代儒学的复兴必须打破佛、道思想统治一样，书院的兴起和发展也必须铲除官学弊病，破除官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时代的催生下，南宋书院发展的高峰时代涌现了史无首例地对官学批评的热潮，当时的理学家和书院大师都几乎参与了这场批评。
其锋芒指向官学教导的种种弊病，涉及到官学教导的方方面面，举其要者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官学教导已成为一种“科举之学”，不是立学教人，似乎官学为搪塞科举测验而设，迫害至深。朱熹说：“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又说：“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朱文公文集)，卷58)学为科举而学，教为科举而教，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或者说工具，朱熹认为这不仅造就不出合格的人材，相反的却“坏人心术”，造成了生徒搪塞科举测验的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
其二，作育人才神圣的殿堂变成了“声利之场”，学校变成了争名夺利的跳板和阶梯。朱熹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善其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朱文公文集》卷69)在此追逐名利的驱使下，“师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本义，而无复先王之意”。
虽堂而皇之曰太学，其实“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 (同上，卷73)。受教导者虽“有志于义理者”，希冀得到儒家关于做人的学问和经世致用的真学，但由于太学是“声利之场”，而若无所教，“而无所求于学”。
尽管有月季考核的规定，但不但不能促成德行道艺的成长，相反“只以促成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由此朱熹得出结论说：“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失去了作育人材的历史使命。毫无疑义，必须进行教导改革。
其三，正因为官学教导成为“科举之学”，成为了“声利之场”，因此，它不是“储材之地”，不是人材的摇篮，而成为了“弃材之地”。事功学派的思想家叶适指出“今之学校，乃为弃材之地”(《叶适集》，卷3)。
类似以上对官学的批评，不只是当时的思想家和书院大师，宋代的重臣和大吏同样也有挞伐，与朱熹同时的朝廷重臣赵汝愚在上皇帝奏疏中对官学的弊病进行了横厉无前的斥责：“中兴以来，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竟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谁荣辱深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路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宋史·选举志》)赵汝愚在此虽也批评了科举测验存在的一些弊病，但重要是批评官学的弊病，他认为宋代虽大兴文教，大力设置官学，然而所热衷的是搪塞科举测验的竞争，甚至为此不择手段，“忠信之俗微”。
不仅如此，学校只专于技艺，即谓“工雕篆之文”，对进修之志、道艺德行却漫不经心。正因为如此，学校不象学校，“视庠序如传舍”，神圣的作育人材的殿堂变成了旅店驿站，师生不象师生，“目师像如路人”。
自不待言，这样的学校达不到立学教人的目标，因此，同朱熹一样，赵汝愚急盼朝廷整肃。
赵汝愚同时代的兵部侍郎虞俦基于官学之弊，也上疏朝廷说：“窃怪近年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以衣冠以诳言欲，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不入。
为教授者，则自认为冷官，而不事事。”(《续文献通考》，卷40，《万有文库本》)虞俦在此所指州郡之学多废坏不是单指学校设置衰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学校失去了立教导人的本意，生徒们“假衣冠以诳言欲”，不知礼仪，失去了斯文本质，以致洁身自好者，耻于入门。
对此情况，掌教者则不闻不问，自认为自己是不被器重的“冷官”，所以听之任之。学校衰败情况正如南宋学者黄勉斋所针砭：“苟徒资口腹，谋利禄，漫不加意，则既失崇尚教导之旨。”((黄勉斋先生文集·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志)卷5)在宋代有识之士看来，宋代教导已涌现了危机，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如何进行改革呢?岳麓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拭认为，宋代教导虽然弊病丛生，但归根到底是“不悦儒学，争驰功利之未”(《南轩文集》，卷1)。
张拭为宋代教导变更指明了方向，要铲除宋代教导的弊病，其要害是复兴儒学，质言之即是复兴或者说重新确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导理念，恢复学校已失去的立教导人的本意，使学校真正成为作育人才的神圣殿堂，为塑造道德人格和品性作出示范，使其成为道德教化的辐射源和基地。
如何复兴儒学以德育人的教导理念呢?儒学的教导理念体现在教导的各个环节，表现在思想和制度双重层面。但办学宗旨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最能体现儒学的教导理念。
因此，复兴儒学最要害的是要使办学宗旨体现儒家的教导理念，正是因为如此，书院几乎广泛地提出了儒学以德育人的办学宗旨，其中尤以享有天下四大书院之誉的岳麓、白鹿洞、睢阳、嵩山书院成为复兴儒学教导理念先锋和榜样。
岳麓书院主教张拭在对宋代官学教导弊病进行全面审视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侯(刘珙——按)之为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工而已乎?盖欲成绩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南轩集·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卷10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拭对书院的办学宗旨与官学教导的办学宗旨作了本质上的差别，划清了界限，其差别有三：其一“但为决科利禄计乎?”诚为前述，官学教导是以科举测验和士子进身官场为办学目标，书院教导则对此予以摒弃，提出“传道”而济民，把“明道”和“济民”作为办学宗旨；
其二“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工而已乎?”事实一再表明，官学为了使士子们进身官场营造了一个阶梯和捷径，专于文辞技艺之工，书院教导则不同，它所关注的是生徒们的德行道艺的造就；其三官学把学校变成“声利之场”，而书院则恢复儒家立教导人的本意。
如果把以上官学教导与书院教导的差别加以归结，那么这种差别即是教导理念上的差别，书院所保持的是儒家以德育人的教导理念，而官学所实行的仍然是等级化教导的办学思想，前者体现了一种人文关心的精力，后者则表现为对道德完满性疏忽的一种等级特权思想。
把教导变更聚焦在复兴儒家的以德育人的教导理念，宋代的书院大师几乎都如此，与张拭同时并是挚友的朱熹便是突出的代表。朱熹把书院办学宗旨直接地规定为以忠孝道德教导人和造就人。
他说：“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为忠为孝也。”(《朱子语类》，卷109)朱熹认为以忠孝教人自古已然，这是儒家的教导传统。
首先，他指出自古以来所奉行的是一种“有教无类”的平民化教导，换言之，学校教导并不是为生徒寻找和供给做官的捷径和跳板。“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其中而受学焉”(同上)。
这就是说，古圣先贤设学立教，为的是大众广泛地受到如何作人以及如何使人在家和国、社会关系中定位的教导。
再次，朱熹认为古代教导是人伦道德教导。“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禀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高低国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朱熹集》·卷78)。
这阐明学校教导要秉人性，以道德去开导和劝勉生徒，对生徒全面地灌输人伦道德思想，使其内化为主体的意识，外化为道德实践，行于五伦之间，推之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一言以蔽之，要形成一种稳固而一贯的道德品性。朱熹认为以上既是学校道德教导的内容，也是先王古圣所设学校的目标。
古圣先贤如此，当然接续圣道的儒者便应追踪继轨，更应当如此。所以朱熹紧接着说：“先王学校之官，所认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然不可以一日废焉者。”(同上)这就是说后继者要牢记古圣先王设学育人的教导，象古代的“学校教官”一样，把此看作是“政事之本”和“道德之归”，一日不可废焉。
众所周知，办学宗旨决定着办学方向，决定着造就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此，书院以德育人办学宗旨的确立，无疑是宋代教导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必定带来教导上的一系列变更。
这种变更大到教导体制，小到具体的教学环节均有所表现，如形成了书院与官学的双轨教导体制，又如在教学内容上由器重五经转而器重《四书》的教导等等，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教导上涌现了一大批直接而集中体现儒家教导理念的规制，或者说具体的教导条规，这是以前官学教导所没有的。
如白鹿洞书院把办学宗旨具体化为书院的《揭示》，公诸生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鹿书院揭示》。在此《揭示》中，首先提出了“五教之目”，“父子有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对生徒履行“五伦”的严格教导。
其次，在《五伦》的基础上，制定出具体可操作的“三要”的行动准则，规定生徒必须遵守“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把生徒的言行置于“三要”的监督之下，请求生徒在修养方面，要做到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严格自律。
在处事中要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要先义后利，要克己节欲。
在接物之中要有关爱人的胸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诸求己。总之，《白鹿书院揭示》既是一种条规，更是书院的办学宗旨，体现了以德育人和对道德完满性关心的一种人文精力。
类似于白鹿洞书院把办学宗旨具体化为校训和学规，著名的岳麓书院也是如此。张拭主教岳麓书院期间，把书院“明道”和“传道”的办学宗旨概括为“忠孝廉节”的四字校训，并请朱熹亲书于书院讲堂墙壁昭示生徒，成为“教养之规”垂千年之久。
不仅如此，清初在“忠孝廉节”四字校训的基础上制定出著名的《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从“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举止整齐严正”和“气习各矫偏处”及“行坐必依齿序”，全面地把“忠孝廉节”的校训条规化了，成为生徒的行动准则，进而变成为操守。
似此在书院涌现出的校训、学规、学箴等等，都是儒家教导理念在书院确立以后所涌现的一种教导新景象，是对官学教导批评和对教导变更的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在宋代教导变更中，岳麓、白鹿、睢阳、嵩山四大书院起了旗手的作用，成为了办学的榜样。南宋学者王应麟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间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礼义明。
书院之设，意犹近古，睢阳、白鹿为称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天典民之统记，赖以不坠。”(《深宁先生文钞》，卷1)王应麟在此所指的“书院之设，意犹近古”，有其特定的深入含义，意即是说书院恢复了古代儒家的教导传统，换言之， 在办学中复兴了儒家的教导理念。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应麟认为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其意义超过了创立理学的大师周敦颐、二程、朱熹和吕祖谦的贡献，书院使道统接续，人伦道德绵延，所以王氏说“天典民之统记，赖以不坠”。
其实书院的贡献还不仅是传承了文化，创造了圣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书院教导真正成为了作育人材的神圣殿堂，铲除了官学教导的弊病，使宋代教导走上了时代的轨道，极大地增进了宋代教导的大发展。
著名史家马端临对书院教导所起的增进作用作出了积极评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文献通考·学校考》)宋代书院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官学，成为教导的一支生力军。据不完整统计，宋代已形成书院发展的大潮，其数量达到408所。
书院的涌现既增进了学校量上的扩大，更引起了质的变更，显示了骄人的魅力，王应麟说：“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同上)书院成为各级学校效法的榜样，“盖皆仿四书院云”(同上)，即都以岳麓、白鹿、睢阳、嵩山为办学榜样。
为什么书院教导对宋代教导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呢?从根本上说书院反响了时代的请求，代表了教导发展的趋势。
首先，儒家教导理念的复兴反响了宋代儒学复兴整体请求，是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教导理念的复兴，显而易见适应了宋代儒学变更和发展的趋势，可以这样说，宋代儒学的复兴和宋代书院的隆兴是同步的，都是时代催生的产物。
反过来说，没有宋代儒学的复兴，不可能有儒家教导理念的复兴，不会涌现由书院带动的宋代教导变更。
其次，宋代兴起的新的教导组织情势的书院，需要有一种有别于和代替官学等级化教导的新的理念。
儒家早期的“有教无类”和以道德塑造人的教导理念正好与兴起于民间而具有平民化的书院的请求相合拍，由等级化的官学教导到书院平民化教导的涌现，反响了教导发展的大势，必定引起各类学校效法。
再次，诚如前述，书院是起自民间的非等级性的平民化的教导组织情势，生徒无任何身分性限制，平民子弟均可入学，儒家“有教无类”的教导理念对书院任何人都适应，无论什么生员都必须进行道德人格和品性的塑造，不存在任何例外权。
人伦道德教化不仅是社会教化，同时也是学校教导的重要理念，书院的兴起为儒家以德育人教导理念的复兴供给了可能和赖以实行的载体。
如果说书院的崛起是对古代等级特权教导制度的寻衅与否定，那么儒家的以德育人的教导理念的重新确立和复兴则是对人性等级化的批评，前者显示了平民化的教导精力，后者因为人人都必须受道德的洗礼而体现了某种人性的光辉和人文精力。
历史已经证明，书院历千年而不衰，在古代社会具有活力与活力，究其根由在于它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德育人教导理念的人文精力。
《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7卷，2003年第3期)，曾发表拙作(论中国古代书院教导理念及人文精力)，并转载于当年的人大复印材料《教导学》第3期。拙作发表之后，感到言犹未尽，有些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究，故再论之。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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